日前召開的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一致同意繼續執行業已推出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以便穩固目前出現的經濟復蘇基礎。估計不久后舉行的G-20峰會大概也還是這個調子。在中國，高層人士最近更是多次表示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落實完善應對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
正如有媒體評論，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們的這個表態，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宣示，而不是經濟措施。實際上，隨著世界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越來越明顯，一些西方國家的官方和民間人士已經有刺激經濟政策應該退出之議。美國一些大銀行甚至主動提前歸還了政府的救援資金。
筆者認為，對西方國家而言，如果此次的經濟危機沒有原先估計的那么嚴重，那么復蘇能比預期的要快，刺激經濟政策“退出”，未嘗不可。但是對于中國來說，基本國情、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經濟下滑(按現代經濟學的標準，中國并沒有發生經濟危機，或曰經濟衰退，只是出現了下滑)原因和應對的措施與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現在絕不可以輕言“退出”，今后也不能放棄，而且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刺激民營企業發展方面要大大加強。
中國是一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正等待向城市工商業轉移；10多億中國人剛剛過上有尊嚴的小康生活，沒有什么力量能阻擋他們對羅斯托所描繪的“大規模消費階段”的向往。
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維持一個定的增長速度。至于這個最起碼的增長速度具體應該是多少，學界根據不同的理論，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說法，低的認為是6%，高的認為是10%，通常認為應該至少保持在8%的水平。如果低于這個速度，從長遠看，不能保證如期實現工業化，讓全國人民過上殷實的小康生活。從現實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就會造成大批農民工返鄉，而許多農民工返鄉后已經無地可種，或者他們根本不會種地了。在中國，不解決好兩億多農民工和數量與之相仿的、準備加入農民工大軍的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一切經濟學的說教都顯得蒼白無力。
自上世紀70年代西方傳統制造業發展達到頂峰后，經過幾十年的調整，該保留的保留了，該發展的發展了，該轉移的轉移了，其經濟結構已經比較合理，社會保障體制基本完善，節能、環保等問題也基本解決了。他們的實體經濟不論是核心技術等硬件方面，還是品牌營銷等軟實力方面都沒有出現大問題。
此次經濟危機之所以波及到整個實體經濟，是因為金融系統泡沫破滅造成信心崩潰，資金鏈斷裂。因此，西方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主要是向金融系統輸血，穩住金融系統。一旦金融系統穩住腳跟，確實不需要再靠政府的刺激措施了。
中國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遭遇到的困難，一方面是外需驟然下降的臨時困難，同時也暴露出過多依賴投資和出口，國內消費不足等長期形成的結構性問題。中國政府的刺激經濟措施，主要是向實體經濟投放更多流動性，刺激實體經濟增長，保民生，保就業。這些措施既是應付眼前外需驟降的權宜之計，更是著眼長遠的結構性調整之策。
即使全球危機緩解，外部需求環境好轉，解決國內長期形成的矛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持之以恒。更何況刺激計劃中包括不少實體經濟的工程項目，一旦開了工，后續投資就不能停下來，否則就成為了“爛尾工程”。
人們擔心，靠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推行的刺激經濟計劃有可能因為流動性投放過多而引發通貨膨脹，甚至引發滯脹。
戰后，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靠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消費，刺激經濟，確實最終導致了滯脹局面。但是，當時西方的擴張性財政或是投到越南戰場，或是投到社會福利，刺激了消費，但沒促進供給。而中國實行的刺激增長措施主要投向了能增加供給的實體經濟，從而有可能避免通脹。
從目前情況看，政府的刺激經濟措施，主要投向了國有企業，有人擔心由此引起“國進民退”現象，從而對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這種擔心不無道理。沒有民企的強勁發展，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長遠增長和擴大就業。但是有分析認為，在中國現實條件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到達一定水平后能起到刺激民間投資的作用。國企的投資能夠帶動人氣，創造更好的投資氛圍。制約民企投資積極性的主要不是由政府投資國企對民企投資產生的“擠出效應”，而是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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