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宣布中國人民幣匯率處于“估值合理”區間，這是IMF逾10年來首次更改人民幣被“低估”的評判。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并有望在2015年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
　　IMF官員的說法是，“我們的評估一直是人民幣在2014年溫和低估。然而，自去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非常顯著升值’”。事實確實如此。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至去年末，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40.51%，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1.04%。2014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為126.16，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為121.53，全年漲幅分別為6.24%和6.41%，雖然較2013年漲幅放緩，但在國際清算銀行監測的61種貨幣中，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幅分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
　　近幾年，中國貨幣當局推進人民幣形成機制改革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歇。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已從0.3%、0.5%、1.0%擴大至2%。在政策立場上，中國并未刻意追求順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通過“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經常項目收支已趨向平衡，進口保持了年均17%以上的增速，是迄今歷史上最長的進口穩定快速增長期。近年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顯著收窄，從2007年接近GDP的10%，降至2010年的國際認可的合理標準以內，并降至去年的2%左右，且連續5年控制在4%以內。
　　在理論和實證上，近年來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匯率低估論”、“匯率操縱論”并不成立。中美貿易不平衡，不能歸咎于是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產物，中國持有大額外匯儲備也不是人民幣低估的結果。近期，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文要求美國停止發布《匯率操縱報告》，他認為正如每個經濟學專業的學生知道的那樣，每個國家的經常賬戶狀況更大程度上是由本國內部結構決定的，而不是由其貿易伙伴決定的。
　　然而，人民幣一直背負著“被低估”以及導致全球失衡特別是中美失衡的責任，因此，打破單邊被動升值的“魔咒”，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勢在必行。1994年，我國就開啟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 年7月開始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日波幅限定為千分之三。此后，2007年、2012年、2014年持續將波幅擴大至2%。2014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再度進入窄平衡區間，同期NDF表現持續上揚態勢，與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差距不斷擴大，今年2月已擴大至0.25。央行明確表示未來將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靠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以逐步增強貨幣定價自主權。
　　由此，世人看到，去年以來“全球貨幣戰”愈演愈烈，降息潮席卷全球24家央行。越來越多的央行重新推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全球競爭性貨幣貶值潮拉開新一輪序幕，但我國并未加入“全球貨幣戰爭”。與此同時，其他新興經濟體大都經歷了貨幣大幅貶值。巴西的實際有效匯率下降16%，俄羅斯盧布下降了32%，而印度盧比下降了12%。從匯率變動效果看，如果各國都實施競爭性貨幣貶值，貶值效應將相互抵消，對刺激出口的效果有限。
　　從貨幣立場看，兼顧市場供求、籃子貨幣匯率，引導市場預期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主要目標，中國不加入“全球貨幣戰”，但也不會任由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甚至小幅向下波動，對維持金融資產穩定，防范大規模資本外流風險，控制海外負債風險，降低債務負擔，穩定經濟增長預期都是有利的，符合當前中國經濟利益，更符合人民幣國際化的長遠目標。
　　毫無疑問，人民幣支付價值的上升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估值合理的認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具有里程碑意義。央行也在致力于兩年之內實現利率市場化，并不斷推進與更多國家的人民幣雙邊互換，離岸人民幣產品也更豐富。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數據顯示，目前人民幣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最被廣泛使用的交易貨幣。從流動性角度看，我國央行與20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離岸人民幣存款超過2萬億，離岸人民幣債券和其他人民幣資產市場蓬勃發展。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成熟，資本賬戶開放也在加速推進。據BIS最新統計，在人民幣資本項目40個子項中，只有4個不可兌換，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度接近90%。如能借助人民幣加入SDR的時機再進一程，中國資本項目的寬松率將超過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地區。如此，則IMF在明年1月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幾率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