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你和中國的一線作家莫言、蘇童、余華、劉震云、海巖等都有交情，海巖的第一件黃花梨收藏還是你幫他挑選的。你寫過愛情小說，可之后就去寫文物了。
　　馬未都：我和這些人關系都非常好，50歲以上、60歲以下的都認識，當年幫他們發作品，他們這些人本身都有文學能力，我當時把著一個很好的位置，《青年文學》的編輯。當時大家都是走投無路就哄到一起去了，池塘里面就這么點兒水，蛤蟆都在里頭跳，就這么回事兒。那個時代，沒有人有出路，你的工作都是分配的，你不能辭職。后來，慢慢地，很多人就退出文學圈了。
　　只有愛情才能突出重圍。我曾經還是有些文學理想的，但后來我覺得文學界不爭氣，于是就從那里面走出來了。后來，我寫的關于藝術品的小說比他們的文學小說都暢銷了。
　　我覺得文物比文學好的一點在于：它比較深，而文學比較淺。你原來是個吸煙者，那是文學；而搞文物的那是雪茄。等你吸了雪茄，你會發現文學特別淡。文學是可以替換的，寫詩可以有好壞，但反正都能寫，誰好誰壞也沒有一個終極標準。但文物是一個很窄的領域，而且文物是有終極判斷的。我發現，到了文物界挺有意思的，中國文物界很多人都不會表達，說起話來前言不搭后語。我兩邊都沾上了好處，沒有沾上壞處。文物界的人都特別死板，眼界特窄；而我眼界比較寬，包括我寫的書的發行量都是他們不可想象的。
　　日報：你寫的是藝術品鑒賞，他們寫的是文學，不一樣啊。
　　馬未都：文學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或者說，是因為新的小說形式再出現，從前的小說形式已經消退了。
　　日報：你介入公共事務極為頻繁，前不久還在博客上寫關于“貪官”、“出柜”和“高倉健”的文章，作為一位收藏家，這樣做是要保持影響力，還是純粹出于表達的欲望？
　　馬未都：博客我一年要寫137篇，最近四年都是這個速度，很勻速。這些文章我都是手寫，再讓人幫我打進去。寫這些也是因為自己喜歡。對我而言，收藏只是生活中的一個調劑，我因為在《百家講壇》說收藏而“紅”了。但我覺得，這恰恰是對我最不重要的事兒，它怎么就紅了呢？
　　我覺得哲學、玄學這些重要，但這些說了也沒人聽。別人老說我是收藏家，但我覺得它不能說是我的唯一身份，我確實還有其他很多事要做。如果說”收藏家”的話，那可能是因為我著書立說了。這一點上，我還是沾了文學很多光，年輕的時候喜歡文學，在表達上比一般人好一些。
　　日報：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如何保持這樣的精神新鮮度？
　　馬未都：我從來不浪費時間，社會在變化，你必須要了解它。我必須在社會的這種巨變中觀察，否則就會被淘汰。我現在做的就是文化傳播，我覺得自己更像是一個布道者。
　　這兩年，收藏一下子成為很多人參與的事兒。我有時候在網上搜“收藏”，一下子出來左邊一個隆胸廣告，右邊又是怎么美容的，中間才是“收藏”，各種偏門左道都和收藏聯系起來了。但不管怎么說，這是好事，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開始喜歡文化了，不管一開始是出于怎樣的目的。
　　日報：商人、讀書人、收藏家之間，你如何界定自己？
　　馬未都：我是一個學者，不是一個商人。我覺得自己經商也能大獲成功，但我沒什么興趣，我覺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曾經和我兒子說：我能夠做一個學者，是這個時代的不幸，是我自己的大幸。因為這個時代實在太不講究文化了，我們不能和王國維、陳寅恪相比，我實際上沒讀過什么書，我們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們這個時代太沒文化，所以稍微讀了一點書的人就顯得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