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拍賣市場的不斷成熟，拍賣公司的經營定位愈發細化與差異化，一些規模較小的拍賣公司有意避免在書畫、文玩等傳統領域與大公司競爭，轉而選擇一些較為小眾、極富文化價值的品類，信札手稿便屬此類。
　　日前，南京經典拍賣中國書畫專場涌現出一匹黑馬，現代文學大家茅盾的學術論文《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手稿經過44輪的激烈競價，最終以1050萬元的價格落槌，若加上15%的傭金，成交價則達到1207.5萬元，刷新了中國文人手稿的拍賣紀錄。去年春拍中，嘉德古籍善本專場推出的魯迅《古小說鉤沉》的一頁手書殘稿以690萬元高價成交，已經引起人們對于信札手稿類藏品的關注，如今茅盾手稿的驕人成績使得該領域收藏再度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那么究竟是何等魅力使得信札手稿能夠以盈尺小幅拍出百萬元高價？這就需要探尋決定信札手稿價值的幾個關鍵因素。
　　不同于書法碑帖以藝術價值和尺幅作為評估價格的指標，信札手稿的價值核心在于其所承載的史料文獻價值。史料文獻價值的高低則與信札手稿的直接作者、書寫內容息息相關，此外書跡的藝術性也是一項重要的輔助因素，可以通俗地歸納為：“誰寫的？寫的什么？寫得怎么樣？”
　　“名人效應”在收藏投資領域體現得非常顯著，與歷史文化名人、大眾明星相關的物品無一不受到熱捧，而信札手稿是人的情感狀態、思想觀念的直接體現，書寫人的身份與收藏價值的關系尤為密切，其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以及公共知名度與其手跡價值絕對成正比。也許有人會以“百年無廢紙”來對此論調進行反駁，認為但凡書信皆有價值。誠然，一個時代在每個人身上都會留下烙印，并在私人通信、筆記中得到記錄和保存，不可否認即便是普通人的信札筆記，若能被妥善保存足夠長久的歲月且加以系統整理，必然也可作為一份極為鮮活和個體化的歷史檔案，然而其典型性與代表性卻無法與同時代名人信札同日而語。
　　相對于藝術性，信札手稿的內容更為關鍵，盡管信札手稿類藏品在物質形態上與書法作品比較接近，然而在價值衡量標準上則更應參考古籍善本。即便出自同一人之手，記錄、體現重要歷史事件或學術思想的信稿，自然比家常瑣事更具有學術價值。前文所提到的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手稿，這篇文章是一代文豪應《人民文學》之邀對當時新近發表的幾篇短篇小說進行的比較點評，所涉及的短篇小說中不乏茹志娟的《百合花》、愿堅的《七根火柴》等現代文學經典篇目。除了對幾篇小說藝術性地分析評論，茅盾還作為前輩作者總結了短篇小說的創作經驗，該文于《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發表，并收錄于《茅盾文集》，若非如此重要的文學史價值，很難想象這份僅30頁、字數不足1萬的手稿能如此受追捧。
　　在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基礎上，藝術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加分項，能為藏品錦上添花。活躍于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幾乎都接受過舊式私塾教育，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即便在書信、筆記等日常書寫中也不失法度，體現出很高的書法造詣，如康有為、梁啟超、魯迅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說本身便以書法見長的書畫家，吳湖帆、啟功、傅抱石等近現代書畫大家的日常手跡，本身便可作為書法作品欣賞。
　　盡管近年來漲幅驚人，然而與動輒過億元的近現代書畫相比，目前信札手稿的價位仍偏低，這是否意味著信札手稿收藏是一片廣闊的投資藍海呢？可以肯定地說，信札手稿類藏品的歷史、學術價值還需繼續挖掘，其市場價值仍有上漲空間。然而該品類極高的收藏門檻、優質藏品的稀缺以及個人偏好的巨大差異性，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市場規模。前兩個限制條件也普遍存在于古代及近現代書畫、古籍善本等其他文化內涵較高的收藏門類，而個人偏好的巨大差異則在信札手稿收藏中顯得尤為突出。信札手稿的書寫者來自不同專業領域，跨度極大，且有些領域相當小眾，非專業人士毫無收藏興趣，而在特定群體中則廣受追捧，正可謂“各花入各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門類的收藏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其市場根本動力在于個人的學識背景和文化情愫，受市場大環境影響相對較小，在未來幾年將會繼續穩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