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三影堂影展中，有一個“民國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穿著絳紅色刺繡長袍，梳著長辮子，注視著正前方，眼神中有一種令人捉摸不定的滄桑感。
這是 2014
年“三影堂攝影大獎”獲得者朱嵐清參賽作品的封面照片。“那個女孩就是我自己，長袍是我曾祖母的嫁衣，我從我奶奶的箱子里找到的，我穿上它時，有一種與過去對話的感覺，我相信來自過去的物件會有它的某種力量，所以我將它作為這組作品的開端。”朱嵐清說。
“三影堂攝影大獎”由民間攝影藝術中心三影堂舉辦，該獎旨在發掘具有獨立精神和藝術潛質的藝術家。今年的比賽一共有
580 名攝影師參加，其中 28 名選手進入決賽角逐大獎。
為何將大獎頒發給福建籍 90
后女攝影師朱嵐清？三影堂創辦人榮榮在接受《外灘畫報》采訪時表示：朱嵐清獨特而敏感的鄉愁視點、創新的布展方式打動了他。“朱嵐清遞交的是一本手工制作的相冊，現場布展時，她也費了一番心思。她采用大小照片的不同組合，以活頁的形式將相冊用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打破了傳統的平面展覽方式。”榮榮說，“可能是她對故鄉的一種特殊感情，才會呈現這樣的效果，讓人身臨其境。”
朱嵐清，中國新生代攝影師，1991 年出生在福建，本科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攝影系，目前在臺灣輔仁大學攻讀研究生。從 2012
年開始，朱嵐清著手拍攝故鄉福建東山島的風土人情照，作品被命名為《負向的旅程》。
也說鄉愁
朱嵐清從小在東山島長大，她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直到她離開故鄉進京求學。
東山島本是荒島，最初只有士兵駐扎，風沙成災。隨著近代人口的繁衍，這里慢慢發展成一個頗具閩南特色的漁村。如今的東山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鎮：漁村漸漸被海景房代替，海邊的漁民在慢慢消失，一些人開始用現代技術圍海養魚，另一些經營起海鮮特色飯店。
上大學之前，朱嵐清的心中并沒有故鄉的概念。隨著她北上求學，才開始回味家鄉獨特的味道。每次返鄉，就會有一種陌生感襲上朱嵐清的心頭——故鄉的老房子漸漸消失，故鄉的老朋友紛紛涌入熙熙攘攘的城市。
但真正讓朱嵐清開始懷念故鄉，是她在觀看侯孝賢的電影《風柜來的人》之后。“電影的很多場景充滿閩南氣息，很像過去的閩南村落，真正讓我感受到鄉愁的滋味。”
在鄉愁的觸動下，朱嵐清有了一種記錄的緊迫感。她早早地開始了自己的“尋根之旅”，想抓住慢慢變淡的閩南氣息。
最初，她走訪的只是家附近的村落，后來她越走越遠，腳步踏遍東山的各個角落。她把自己的鏡頭投向美麗的海灘、雜亂的拆遷地帶、在建的工地、莊重的酬神儀式、喜氣洋洋的過節場面。她安靜地靠近海邊的勞動婦女、嬉戲的沙灘游客。拍著拍著，朱嵐清的創作脈絡逐漸清晰——做一本相冊，用集中的方式記錄家鄉正在經歷的蛻變過程。
為了呈現家鄉人物的多樣性，朱嵐清會“死皮賴臉”地纏著某個老鄉求拍照。“有一次，我路過一片樹林，我看到一個放羊少年。我開始拍他的羊群，我走近時，發現他跟我年齡相仿。兩個同齡人因為不同的背景，現在做著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瞬間產生一種好奇心。”朱嵐清說，“他一開始不愿意被拍，我就解釋了拍照的動機，他被我說服了。”
回到家，她開始用相機記錄家里的場景：水槽上待宰的魚、祖母頭上的發髻、舊式的箱子。朱嵐清把這些照片做成一本手工相冊，她給相冊取了個懷舊的名字——《負向的旅程》。“拍攝故鄉，仿佛是走上一條通往幽暗的記憶與我們原初內心的旅程，所以我把作品起名為‘負向的旅程’。”
朱嵐清從小在東山島長大，在鄉愁的觸動下，朱嵐清有了一種記錄的緊迫感。她把自己的鏡頭投向美麗的海灘、勞動的婦女、放羊的少年、在建的工地、參加祭拜儀式的孩子，拍著拍著，朱嵐清的創作脈絡逐漸清晰——做一本相冊，用集中的方式記錄家鄉正在經歷的蛻變過程
東山島的“神仙”
朱嵐清說自己在平時生活中，經常板著一張“社交恐懼癥”的臉，偶爾在網上吐吐槽。和記者在微信上聊天時，她經常會發害羞的表情，但談起故鄉東山島的“神仙”，她卻滔滔不絕。
在朱嵐清的記憶里，東山島彌漫著神秘氣息。“東山人，家家戶戶都掛關帝像。我們是士兵的后代，所以對關公有著特殊的感情，因為他是‘戰神’。”朱嵐清的家里就有一巨幅關帝像，記憶中，奶奶每天都會上香供奉關帝，朱嵐清小時候也經常被她抓去磕頭。
除了關帝，東山人還信媽祖，“這一帶的老百姓以前都靠捕魚為生，漁民是很危險的職業，需要很強大的意念才能支撐，媽祖是‘海神’，她會保佑我們。”
在朱嵐清的記憶中，東山除了神廟無處不在，還有一種“人廟”，被閩南人稱為“大伯公廟”。原來，東山一帶的漁民經常會打撈到葬身大海的無名尸骨。淳樸的漁民們固執地認為網里的人骨是自己的先輩，因此不舍得丟棄。很多人把遺骨帶回家，畢恭畢敬地存放在干凈的瓦缸里，當“神”一樣供奉，后來人骨越積越多，漁民就在海邊蓋了一座小廟，把各家的瓦缸集中到一起，取了個情深意重的名字：“大伯公廟”。
這些小廟至今香火不斷。
東山人和大部分閩南人一樣，仍然保留著很多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喜歡用古老的方式過節，用傳統的儀式祭祀。朱嵐清的相冊里就收錄了東山人過元宵節的場面。
那一天，家家戶戶把家里的桌子搬出來，整齊地排在村里的空地上，然后每家放好祭品，集體酬神，村民們商量著選一個角落放煙花炮竹，來迎神。早上 9
點開始，炮竹聲一直響到下午三點。直到黃昏的時候，他們收回祭品，整理現場，打道回府。“我們傳統的祭品是一種叫‘粿’的米餅，普通話念‘guo’,
我們閩南話念‘gui’。”朱嵐清說。
東山的村民不僅保持著祭祀的傳統，還熱衷“抬神”串街。碰上比較大的節日，不少村落里會舉行“迎神儀式”。孩子們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上喜氣的紅妝，把廟里的各路“神仙”請出來，他們抬著“神仙”走入村落里的人家。“神仙”停在哪家門前，那戶人家就必須全體出動，叩拜“神仙”。
“祭祀的傳統可以說是潛藏在東山人血液里的東西，像是信仰。而祭祀用的食物，是村民和大地建立的一種紐帶，他們首先祈求神靈賜予豐衣足食的生活，等他們有了充足的食物，再用食物報答神靈。”朱嵐清如此詮釋東山人和“神仙們”的關系。
回到家，朱嵐清開始用相機記錄家里的場景，祖母頭上的發髻等，她還用鏡頭記錄家鄉莊重的酬神儀式、喜氣洋洋的過節場面。把這些照片做成一本手工相冊——《負向的旅程》。“拍攝故鄉，仿佛是走上一條通往幽暗的記憶與我們原初內心的旅程，所以我把作品起名為‘負向的旅程’。”
B=《外灘畫報》 Z=朱嵐清
用記錄的方式來紀念
B：你什么時候開始拍故鄉的？《負向的旅程》創作過程是怎樣的？
Z
：2008 年我考上大學，那時我就開始拍故鄉。最早我用 135 相機拍，后來換 了120 相機。《負向的旅程》是我用 120
拍的。一開始我并沒有特別明確的計劃，只是通過不斷地行走去認識、去發現，在拍的過程中，我理清了創作的脈絡。《負向的旅程》存在一些問題，因為我還在拍，組織上存在有缺陷。
B：你為什么會把自己家人裝進“負向的旅程”？
Z：我覺得拍故鄉，拍家是必不可少的，家是故鄉重要的一部分。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家人只是一種距離的概念，本質上說他們也是東山人。在拍照的時候，我有時會把他們當作“陌生人”，希望抓住他們自有的性格與生活狀態，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
B：你拍陌生人的時候保持什么距離？像照相館的攝影師？還是像新聞現場的攝影記者？
Z：兩者都有吧。如果被拍的人沉浸在自己某種狀態中，他沒發現我，我可能就開始拍。如果被他發現，我會用微笑打招呼，如果他不排斥我，我就繼續拍。
碰到一個行走的人，我又很想拍他，我會請他停下來，我不會特意要求他們呈現出何種姿態，只是等他調整出自己適合的狀態就會拍下來。
B：你的相冊里有一些兒童的人物特寫，比如騎摩托車的小孩？你拍兒童是為了紀念童年嗎？
Z：其實，我拍的小孩不是很多。我拍人，一方面看人和環境的融洽度，一方面看人物本身是否吸引我。拍那個騎摩托車的小孩時，并沒有想到說要紀念自己的童年。當時，我看到他身邊是延伸的村落，他的母親正在一旁農作，我就想到他可能在等待他母親下工回家，是當時的場景觸動了我。
B：你拍的家鄉風景有的唯美，有的比較現實，為什么會做這樣的組合？
Z：當我路過一個地方，拍下它時，我并沒有覺得它是屬于唯美或是現實的，我不會給照片做這樣的分類。它們都屬于這個島嶼上現實存在的部分，就像美麗的海灘上可能出現的水管，或是樹叢中的塑料袋，我不會因此避開它們，因為它們跟這里人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B：你的故鄉有很多祭祀酬神的儀式，你參與嗎？你覺得是迷信嗎？
Z：我不覺得這是迷信活動，我反而覺得這是親情傳承的方式。中國人在感情表達上比較拘謹，但在酬神祭祀的場面，會流露出一些內心的愿望。比如，我奶奶每次拜神的時候，就會祈禱我身體健康，她永遠說不出“我愛你”這種話。但面對神像，振振有詞的時候，我就知道，她很愛我。
B：相冊中，你的奶奶穿著傳統的服飾，梳著傳統的發髻，她在生活中就是這樣嗎？
Z：對的，我奶奶是個傳統的家庭主婦，洗衣做飯。她的生活方式幾十年不變，她穿衣習慣也是，我的媽媽會給她買一些新款式的衣服，但她都不會穿。她梳的發髻也很少取下來，除非洗頭或者睡覺，連午睡，她也很少放下來。
B：你覺得“鄉愁”主題有些泛濫嗎？
Z：確實有些泛濫，不過這和時代有關。中國很多地方都在城市化，讓很多有故鄉的人失去了故鄉。但我不會因為題材泛濫就不去做，因為故鄉存在我的心里，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議題。我以后肯定還會做很多不同的題材與作品，這組關于故鄉的作品作為我創作的開端，可以更好地對自己做一個梳理，也可以更踏實地走下去。
B：你拍故鄉是為了記錄、為了紀念，還是為了自己？
Z：都有吧，是從我出發，用記錄的方式來紀念吧。我記錄下這些即將離開我們的生活場景，這對于我自己來說很重要，對于這片土地的現在與未來也很有意義，甚至可能激勵故鄉人去關注這個島嶼最平凡但真實的一面。
B：你的相冊里，有不少工地的照片，工地對你來說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Z：其實我一直還蠻喜歡拍工地，我在城市里經常拍一些工地，城市里的工地總是用圍墻或布遮掩起來，人們每天從那里路過卻從不知道里面正在發生什么，而一棟棟建筑就是這樣建造起來的。我覺得工地代表某一種人跟城市的關系，同時它也是一種中間地帶，介于自由土地與完全投入使用的土地之間。我相冊里有一張帶火盆的工地，火對于我來說是自然的力量還有信仰，當它出現在一個工地里時，我就毫不猶豫地拍下來。
B：你從小在農村長大，你對自己故鄉的城市化有抵觸情緒嗎？
Z：我作為一個離開了很久的旁觀者，當然會有一些失落的情緒，但我想那些真正生活在故鄉的人更有發言權。不過，我還是會記錄下那些很可能即將離開我們的生活場景。
B：你在北京讀書，后來去了臺灣，你更喜歡哪里？
Z：其實，我在北京過得蠻充實的。北京的藝術氛圍很濃，我喜歡搖滾樂，經常能看到我喜歡的樂隊演出。
B：拿到大獎驚喜嗎？你有“少年出名”的感覺嗎？
Z：拿獎是很驚訝，我最初只是希望把展覽做好，希望參觀者能記住我的作品，并不是沖著拿獎去的。
B：你這次獲獎后，外界存在很多爭議和批評？你怎么看的？
Z：其實，每個獎項都會有爭議，對于有些攻擊我會無視，但一些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我會認真看，思考和反思。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繼續做自己新的作品，因為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認同你的作品。
B：你喜歡的攝影師有哪些？
Z：在我大學念新聞攝影時，我很喜歡 Mary Ellen
Mark。后來，我比較喜歡的有法國攝影師 Bernard Faucon，加拿大攝影師 Jeff Wall、德國攝影師 Simone
Nieweg、日本攝影師米田知子，還有今年三影堂攝影獎評委、德國攝影師 Candida Hofer。
B：他們對你的作品產生影響嗎？
Z：我和他們完全是不同風格吧，在我的作品里看不出他們的影響痕跡，但他們確實影響到我的創作過程，我想是宏觀上的吧。
B：你以后想從事什么行業，想好了嗎？
Z：自由創作者。大學期間我去實習過，我不喜歡那種朝九晚五的節奏，實習的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活得很壓抑。主要原因，我比較懶散，（笑）我喜歡按自己的節奏做一些創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