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注定仍是貨幣硝煙彌漫的一年。
　　發達國家的歐元、日元受到貶值沖擊。歐元對美元匯率自2008年以來雖有小的反復，但整體依然是貶值趨勢；日元對美元在2013年的貶值幅度超過20%。同時受“安倍經濟學”影響，日元在2014年繼續貶值。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也受到美元挑戰。2014年以來，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俄羅斯等多個新興市場貨幣延續頹勢，甚至創出新低。就連人民幣，2014年以來也一反1994年以來尤其是2005年以來持續升值態勢，對美元貶值2.5%左右。
　　為何美元牽動著世界其他所有主要貨幣？又是什么決定了美元的運動方向？美元在2014年將會走向何方？人民幣又該何去何從？
　　這一切的變化或許得從美元的全球戰略說起。以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為分界線，在這之前美國是制造業強國，走的是產業資本主義道路；而在這之后，美國走的是金融資本主義道路，從制造業強國變成了金融帝國。經歷1971年“尼克松沖擊”后，美元價格與黃金價格脫鉤，正式成為“信用貨幣”，美元本位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開啟了人類貨幣史的新篇章。同時，美元與主要大國貨幣之間實行浮動匯率體制，全球貨幣、金融體系與美元的聯系更為緊密，美元霸權正式形成，美聯儲也成為事實上的全球中央銀行。可以說，自此以后，美元貨幣與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緊密相關，它的起伏與國際經濟金融的波瀾壯闊的命運緊密相關。
　　美元自誕生以來，就具有經濟之外的獨立根源，并不完全是經濟活動本身的被動反映，尤其是它表現出強烈的內生周期特性。放寬歷史的視界，從中長期的時間尺度來看，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美元運動具有明顯的周期特征。
　　從時間上看，美元匯率指數迄今為止共經歷了三次弱勢下行與三次強勢上行，其中下行過程平均長度為10年左右，上行過程為5年左右。各拐點時間依次是：1979年8月、1984年8月、1995年7月、2001年5月、2011年3月。其中1971-1979年、1986-1995年、2002年-2011年為弱勢美元周期；1980-1985年、1996-2001年以及2011年至今為強勢美元周期。
　　從周期特性考量，當前美元指數正處于上行通道中。以頁巖氣為代表的清潔能源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訊技術發展，將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的布局，美國回歸高端制造業成為潮流，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市場擴張將推動經濟走向新一輪的繁榮。資本大規模流入美國，助推美元強勢的周期性上行；此外，美國的QE量化寬松退出政策，也使得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加速資本外流。
　　翻閱歷史，可以看到，美元的內生周期性成為左右全球經濟波動最重大的金融力量，直接影響決定了世界經濟周期。盡管美元歷經數次較大的周期波動，人民幣匯率在過去數十年里卻主要遵循自己的發展演化軌跡，仿佛從來沒有納入美元本位制的貨幣體系一般；然而，從2014年1月起，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走勢突然發生了較大逆轉，截至2014年3月底，人民幣對美元累計貶值2.5%以上。這種變化是偶然的嗎？從對美元周期的梳理中，我們認為這種變化非但不偶然，而且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自從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貿易體系、越來越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分工之后，中國的匯率走勢便與美元周期的變動越發地相關聯起來。例如，2005年以來，人民幣總體是升值的，這與該期間美元弱勢周期基本一致，另外，美元最近一次的弱勢貶值周期與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總體上也是同步的。
　　當前，就人民幣匯率何去何從的問題，國內有這樣的觀點，認為當前我國財政金融風險可控，外匯儲備充裕，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強，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但是，結合前面的分析，我們注意到，2011年以來，美元已經重新進入升值上行周期，貨幣危機的故事也的確又一次在拉美及一些新興市場上演。中國是否能逃脫美元周期波動的沖擊？這需要我們清醒地認清當前的形勢。
　　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全球資金關鍵不在于總量，而在于流向。美元一旦走強，資金將流回到美國。這也是為什么在歷次美元升值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容易發生資金外逃造成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美元走強趨勢一旦形成，將會引起國際資本而不僅僅是美國資本的流向變化。這對此前美元貶值周期階段大量吸引了國際資本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容易造成嚴重沖擊。可以看到，2011年以來，眾多新興經濟體不同程度出現了資本大量撤離、貨幣競相貶值。
　　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堅持穩中有升策略，或許是阻止資金外流最重要的戰略布局。當然，人民幣匯率政策也需要注意不被這種確定性的、趨勢性政策所綁架，需要靈活的方式和手法應對。近來人民幣貶值就是非常漂亮的阻擊方式，一方面推動市場打破單邊升值的預期，一方面有利于清退部分投機賬戶。此外，匯率波幅的進一步擴大有利于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與收益不確定性，有助于人民幣匯率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打擊投機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