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北京過年的難度在于如何復制出一桌子家鄉的年夜飯來安撫鄉愁。

    在北京的“北漂”都會有經歷這樣一個階段，在北京安定下來之后，希望把自己家人接過來，在這個城市度過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農歷新年，一方面當然是希望這種逆流動可以避開一年一度的人類最大規模的遷徙。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典型的北漂，似乎只有完成了這個儀式，才昭示著某種意義上的融入。
    專欄作者紅葉覺得自己沒那么急功近利，巴巴地向遠道來的父老鄉親們展示新北京人對城市機能的稔熟，哪里買煙花，哪里逛廟會。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她去年才第一次把父親母親從云南召喚到北京來過年——奶奶的去世讓為了老人而拼湊起來的團圓瞬時破裂，叔叔家住得遠，首先就表了態：過年還是自己在小家里過吧，誰也別折騰了。“得了，都拉到北京過得了！”紅葉說。
    在北京過年的難度在于如何復制出一桌子家鄉的年夜飯來安撫鄉愁。可惜的是，靈魂人物已經不在了，“記得小時候過年，一大家人團團圍坐在一張棗紅色的大桌子旁吃飯，奶奶的位子卻總是空著。她在廚房進進出出，總覺菜少了，要去多炒幾個。等家人再三喚她過來吃，她才搓著兩只手，笑瞇瞇坐下來，沒吃上幾口，就又站起來到廚房炒菜了。等到大家年夜飯吃得舒齊了，她就一個人躲到房里去包給兒孫的壓歲錢，然后又要收拾碗筷。一頓年夜飯，都沒吃上幾口。”
    操持了一輩子團圓飯的父親的觀點是，人不在了，味道要在，就算在北京也一樣。“每個云南人的神圣而龐大的年夜飯周期都開始于做臘肉灌香腸的時候。”紅葉說，因為在北京，擔心外地商販急于回家地年，原料湊不齊，她的父母幾乎是提前兩個月就開始了這項運動。辦年貨幾乎就是年夜飯食材的指代品了。從海里的到山里的，從新鮮的到腌制的，無所不有，無所不包。且大多數都是葷的，反正聽說過購置年貨買根黃瓜或買棵青菜的。另外，年貨們還都要具有同樣的特征，要大，要完整，最好還要成雙成對。總的來說，北京的新源里菜市場是所有南方人的福地，物流發達的便利，這里能買到許多南方特有的新鮮食材。和賣肉的小伙子搞好關系也很重要，他能特意留下一些結實的腸衣和板油，這里面學問很大，好的香腸要用中號大小的腸衣，腸衣太大，灌出來的香腸太大，吃起來不爽口。如果太小，自己灌十分麻煩。賣腸衣的小伙子吹口氣，三五下把腸衣一端的口子系上，待上一陣檢驗是否漏氣。如果膨脹的腸衣表面看上去比較厚的話，會影響口感。最好是白色呈透明狀的，鼓起來平滑得像金魚的腮幫子。運氣夠好的話，還能在香料檔里買到提鮮用的木姜子油。
    整一桌古典而完整的西南地區年夜飯，灌香腸、做臘肉、熏香腸臘肉、挑肥雞、炸酥肉，在整治肉食的同時，還得去面坊吊湯圓粉、做糍粑。用香料碼好味道的豬肉餡，灌進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繩子綁成一節節，紅葉家沒有陽臺，沒有地方晾曬和風干，臘腸就纏繞在廚房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挑釁式地往下滴著臘油。“灌香腸的同時，家里開始腌肉，我爸總是買來幾條大五花，切成塊，放在大的面盆里腌制。”更關鍵的一點，在西南地區的人看來，如果臘肉不熏制，簡直沒有辦法見人。于是，他們在小區樓下支了一個用紙箱糊起來的簡易熏爐，下面燒柏樹枝，每次煙熏火燎五小時，再拿出來曬太陽，如此反復三次，才算完成。紅葉不太買帳，家里人口少，做這么多根本吃不完，加上這個爐子太招搖，引來了小區里的其他模仿者，一度引起了物業的盯梢。加上受過現代的營養學教育，在紅葉看來，腌臘這種在食品存儲難度極大的時期被發明出來的食品加工工藝，到了現在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了。無論小輩們如何反對，長輩們還是要極力炮制出一桌和家鄉一模一樣的年夜飯。真正的戰爭在春節的前兩天打響——這里面有著極其嚴格的執行順序，提前一天把熬高湯用的干貨泡發好、肥雞和魚殺掉清理好、臘肉香腸要用淘米水刷洗干凈；到了年三十當天，早上四點就要開始燉雞湯，臘肉香腸最好也是中午之前就蒸好、中午的時候好開始準備新鮮的炒菜的原料，下午3點開始慢慢切香腸臘肉之類蒸菜，好方便擺盤。
    年夜飯的真諦從來都不貴在質，貴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盤子一個架一個，歪歪斜斜，湯汁隨時有溢出的危險，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比如生冷的大肉菜：豬蹄、牛肉片、香腸、豬耳朵等等。每個都有講究，比如鳳爪是抓錢的，豬手也是抓錢的，切成圓柱的鹵味是元寶。
    時間到了下午5點鐘，無論如何慌亂，也要開始燒魚炒菜了，這樣才能來得及讓大伙有足夠的時間吃飯喝酒，也方便大家吃飽了好迎著寒風出發，好坐到電視機前，看越來越無聊的春節聯歡晚會，一直等到0點淹沒所有聲響的煙花和鞭炮。在喜樂感恩的心情里，全家吉時出門接神，眼看又是一年。
    這時候，紅葉才發現，自己自顧自地，為了“不折騰”的原則而遠離鄉土的年夜飯，依舊走上了繁文縟節的道路。今年年前她和父親聊天，商議在北京過年的事宜，“他顧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帶著商量的口氣問道：咱們還是在老家過年好不好？我才發現，自己一直刻意拋棄的傳統里，存在了多少長輩們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