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曾經提到，他父親跟他講過關于回憶的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比如說，如果今天我回憶今天上午的什么事，我腦子里就會出現今天上午看到的東西的形象。但是，如果到了晚上我回憶今天上午的事，那我回憶的就不是上午第一個看到的形象，而是我記得的第一個形象，因此，“當我回憶某件事的時候，我所回憶的不是事物的真實形象，而是我在回憶我最后一次對它的回憶，亦即我在回憶最后一次的回憶”。博爾赫斯補充說：“我努力不去想過去的事情，因為如果我去想，我知道那是我在進行回憶，腦子里出現的不是第一批形象。”
　　這個段子源自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馬塔斯的小說《巴黎永無止境》。根據比拉-馬塔斯的一貫風格，這個段子很可能是杜撰的，但是他卻言之鑿鑿，就仿佛是博爾赫斯真的這樣說過似的。正是這種可以弄假成真，讓虛構變為真實，真實可以通過虛構變得更可信的寫作手法，讓他的小說充滿了一種難以言描的魅力。
　　這位1948年出生于巴塞羅那的作家，是西語文學近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年輕時曾在巴黎生活，租過杜拉斯的閣樓，正是根據這段經歷，再融合了他文學上的偶像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文本給他的創作靈感，一本奇異而美妙的小說《巴黎永無止境》誕生了。讀他的小說充滿了愉悅，因為他的每部小說里都包含了無數小說，像一個巨大的迷宮，他的每本小說都是一個龐大的清單和書單，仿佛文學史就在他的腦海里，他可以隨手拈來許多作家的軼事和格言，用這種引文與評論的方式續寫自己的作品。
　　當然，這種淵博有可能是一種假象，因為小說的基本功能就是虛構，就算他杜撰了許多格言和段子，我們也無法一一考究，就如同開篇提到的博爾赫斯，我翻遍手頭所有的藏書也沒有找到這段引文的來源。但是我卻忍不住相信這就是博爾赫斯的段子，因為這種虛構符合我們對博爾赫斯的一貫認知，他對無限循環敘事和哲學寫作的癡迷，對回憶這種方式的永恒熱愛。
　　比拉-馬塔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還親口講過一個段子。他小說的所有譯本里，最成功的是法語翻譯。這位法語譯者第一次接觸他的小說時，發現里面有不少引文引用別的小說家的話，他非常認真，冒著大雨去圖書館檢索那些小說的原文。在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之后，他才發現那些引文一半是別的小說家說過的，還有一半是作家編的，于是非常生氣。但是比拉-馬塔斯告訴這位譯者，他可以選擇直譯那些半真半假的引文，或者他可以按照原始引文翻譯：“這是我給他的自由選擇權。通過這種自由選擇，他的譯本也成了一種小說創作的延續。”很美妙的說法，正如我們總說，小說源自現實生活，其實很多時候現實也在模仿小說生活。
　　《巴黎永無止境》就是一本現實模仿小說的完美作品。小說的主人公像比拉-馬塔斯年輕時一樣，是一位來自巴塞羅那的文學青年，因為熱愛海明威《流動的盛宴》，不僅參加了一個模仿海明威的荒唐比賽——最終得了倒數第一名，因為根本不像海明威——還一心模仿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方式。他靠父親微薄的資助過一種貧困饑餓的生活，因為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寫到了饑餓的感覺，饑餓的種類，“逢到春天，種類就更多了。但現在饑餓已經過去了。記憶就成了饑餓。”我們的主人公迷戀這種饑餓帶來的豐盈，尤其是在巴黎，因為他記得《流動的盛宴》中，那句“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們卻很年輕。這里什么都不簡單，甚至貧窮、意外所得的錢財、月光、是與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邊的人的呼吸，都不簡單。”
　　這是一段文學的人生。主人公在巴黎租住了杜拉斯的閣樓，每天去海明威去過的咖啡館寫作，他在寫作中也遇到了一個美好的姑娘，甚至產生了性欲，但是僅此而已。他還接觸到形形色色的法國作家、流亡作家、落魄的藝術家，這種情形就如同我們在看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當然他也在寫作，他在創作一本《知識女殺手》的小說，這本未成形的長篇小說聲稱受到了烏納穆諾《怎樣寫小說》的影響，小說的用意就是無情地折磨死者，最后讓讀完它后的幾秒鐘內死去。當然這種戲謔的手法某種程度上就是比拉-馬塔斯的自我嘲諷。作家的幽默感源于文學生活與現實生活的差異化，我們無法用一本沒完成的小說來殺死讀者。他提供了無數的文學的悖論，這種悖論盡管在現實中不會成立，但是文學中卻是詩意的源泉。一本永遠沒法完成的名著，一個拒絕寫作的真正作家，一個沉浸在無盡的回憶中，卻再也找不到第一種真實的回憶者。
　　我們可以借用小說人物之口來總結《巴黎永無止境》的特點：“我不喜歡把事情都寫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小說。因為理解可能成為一種判決，而不理解則可能是一扇敞開的門。”這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何這本小說的存在是以碎片的形式，章節之間并無明顯的邏輯，小說的散文化風格明顯，時間線不明確，回憶總是打亂的，而且那些不同時空的作家和藝術家共處一個時代，這是文學的穿越，也是文學成為文學的緣由。這種混亂并無損小說的愉悅與詩意。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故意制造的混亂讓審美具有了一種凌亂的敘事之美。當然，小說中唯一的原型之書就是《流動的盛宴》中存在的人物，他們的生活構成了小說的線索。這種互文性的寫作方式，讓這種自我指涉具有了更多的豐富意味，仿佛小說本身成為了可以圓滿詮釋自我的百科全書。
　　比拉-馬塔斯提及他的小說為何是互文性時說：“我覺得作家有義務向下一代傳承文化記憶，因為過去只存在于記憶中，如果不將它確定下來，它就會永遠失落。一想到這點我就會焦慮，所以我會盡量在小說里引用或描述很多文學作品，書后的人名索引就是一幅當代文學的地圖，這樣有心的讀者就等于得到了一份閱讀清單，可以按圖索驥。”所以讀他的小說就算不關心那些荒誕而有趣的故事，也能收獲良多。更何況，他的這種寫法已經讓我們意識到他在延續一種文學傳統，這種傳統在卡夫卡、博爾赫斯、梅爾維爾、勞倫斯·斯特恩、喬伊斯、貝克特、納博科夫、保羅·奧斯特、胡安·馬爾塞、佩索阿等等，當然還有他的摯友波拉尼奧身上都若隱若現。它融合了淵博的學識、循環的敘事、新穎的結構、無盡的迷宮、碎片化的生活，再打亂虛構與真實的界限，才創作出了如此無限迷人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