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拍場上的買手，到畫廊的掮客，或是“大佬們”的槍手，他們是這個行業的非主流人群，卻往往手握重要資源。從古至今，藝術品經紀人是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類從業者。他們的個人作用有時候并不亞于一、二級市場中的各類機構。

　　藝術品中介

　　剛剛從國內某大型外資畫廊辭職的劉小姐最近接了一單“買賣”。一個藏家想通過她買件作品。為此，她開始在朋友的圈子里打聽詢問。
　　這位藏家認準了某藝術家的作品，但國內市場上比較少見，只能通過私人途徑尋找。終于，劉小姐找到了這位藝術家的朋友，后者答應以100萬人民幣的價格出售一件作品。一次全款轉賬，雙方約定明年2月份交畫。
　　生意做成，劉小姐獲得買家和賣家各10%的傭金——20萬元人民幣。“這是一般的行規，國際慣例中間人(藝術品經紀人)的傭金比例是10%-50%。傭金比例的高低要看藝術家的情況。”
　　劉小姐告訴記者，一般來說，一線藝術家傭金比例相對較少。這類藝術家的作品比較搶手，每年國內外的展覽、博物館的收藏，甚至是知名畫廊的代理，足以讓藝術家的作品流通起來。而對于這些藝術家來說，私人藏家的民間零散收藏并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
　　“國內藝術家作品的價格往往分兩種情況，一般對于有名氣、不愁賣的書畫家來說，工作室價格相比市面上要貴，這其實保護的是傳統畫廊的利益，這也是‘書畫市場’這個行業的行規。不然，從藝術家家里拿畫的人多了，市場價格就會亂。”劉小姐說，“但對于當代藝術家來說，工作室價格通常要比市面價格便宜一些。這可能是因為當代畫廊的整個產業也不成熟，藝術家往往希望在短時間內多賣作品。在他們看來，作品只要比賣給畫廊的貴些就合適。而賣給畫廊的價格往往是公開價格的一半。”
　　目前，藝術品經紀人行業的從業者，除了畫廊經理、拍賣行經理，甚至藝術家外，還有一些是長期旅居海外的策展人、學者甚至是藝術行業的留學生。因為是松散的非固定職業，藝術品經紀人從事藝術品中間交易環節過程中往往有很多靈活性。
　　旅居法國多年的畫商孫乾告訴記者，在法國，藝術品經紀人通常要跟買賣雙方簽訂協議。“特別是一些藏家在購買藝術品后希望今后有所流轉，這就需要有合同，這是以后再出手的重要憑證。”
　　“國外對于藝術作品的流轉十分在意，特別是要在拍賣行上拍的作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作品往往都有當初的交易合同。有些藏家會要求交稅憑證。這為作品來源正當提供了保證。”但由于私人簽訂的合同往往缺乏法律約束力，在買賣雙方的要求下，經紀人往往會求助于畫廊。
　　“如果是這種情況，藏家和藝術家的交易往往會通過畫廊來走程序。由畫廊方面出具正規的交易合同、繳稅憑證等等。而在這其中，藝術品經紀人的傭金就與畫廊一起結算。”孫乾說。此外，由于藝術品經紀人屬于個人中介行為，往往并不需要交稅。

　　造就行業神話

　　藝術品經紀人的行當由來已久。在中國古代，人們將專門從事這種中間人行當的人稱為“牙人”，他們與交易雙方收取相應的傭金，促成交易。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當代藝術剛剛受到西方關注的時代，藝術家與西方買家之間往往需要這些“中間人”。在國內藝術市場還未興起的時候，很多藝術品經紀人同時也是策展人、藝術批評家，他們是藝術家的朋友，又因為策劃展覽、發表藝術評論，被國內外藝術界所熟知，但又不以“經紀人”為職業，因此，很容易成為買賣雙方信賴的中間人。
　　而在同時代，也有一些獨具慧眼的藝術品商人理所當然地擔當著經紀人角色。他們當年的努力，讓自己后來成了這個行業里的有名的畫廊業主。例如，香港的少勵畫廊老板文少勵、漢雅軒老板張頌仁都因曾經充當了中國當代藝術的中間人而聞名于海內外，并為他們自己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和豐富的資源。他們是最早一批將中國當代藝術家介紹推廣到西方的畫商。他們在那個信息交流相對閉塞的年代里，把中國當代藝術“推銷”給西方，并打造了眾多市場明星，也讓今天的藝術市場不斷地上演著幾百倍、上千倍投資回報的神話。

　　不受保護的職業

　　當然，如今在民間大部分藝術品經紀人尚處于“散兵游勇”的狀態。他們所具有的背景和操作經驗或許跟當年的那些“始作俑者”并無太大差別，但在今天這個信息發達的時代，藝術品經紀人的行當反而越來越不好做。
　　“首先要防止的就是‘跳單’，藝術家和藏家本來是通過經紀人認識的，但通過一些渠道獲取彼此的聯系方式后會單獨聯系。”旅居意大利多年的蕭先生告訴記者。
　　蕭先生說，當年他帶著一位意大利藏家認識了國內的一位藝術家朋友，藏家很喜歡對方的作品，不僅買了一些作品，還要給這位藝術家在海外辦展覽。可是，自從那次見面以后，中國藝術家就跳過蕭先生直接與意大利藏家聯系。“很多次，意大利藏家與他見面我都不知情，他們之間再有什么交易都跟我沒什么關系了。”當然，除了感情上的傷害，更讓他感到氣憤的是他成了這筆長期買賣關系的局外人。這對于他這位從事藝術品經紀行當多年的人也是個教訓。
　　此外，因為藝術品經紀人大多純屬個人行為，這讓他們的交易活動往往游離于法律之外，這也為這種“私人化”的交易埋下了不受法律保護的隱患。
　　除了不受法律保護的所謂“合同”之外，藝術品經紀人幾乎很難從買賣雙方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因此個人信譽就變得尤為重要。
　　“所以，我現在在國外幫國內藝術家做中間人，大多是以展覽的形式。我負責找投資人、買家，藝術家出作品。”蕭峰告訴記者，與機構合作讓他有了更多的保障。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他幫助一家國內的藝術機構辦展，以策展人、經紀人的身份，從中獲得了不少收益。“與老外合作比較清楚，他們知道應該付出什么代價、獲得哪些利益。即便這筆生意他們覺得不劃算，他們也會給你一個合適的理由拒絕合作，讓你不至于名譽受損。而國內的藝術機構信譽度也好于個人。”
　　在今天的藝術品市場中，從一級市場到二級市場，越來越多的買家是通過“買手”或中間人進行交易。一方面是對某些大型交易的背后“大客戶”身份的保護，另一方面，一些手握大筆資金的買家或藝術品基金，往往需要藝術品經紀人這種既懂得藝術品行情，又有買賣操作經驗的業內人士。
　　然而，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就是，在去年北京海關清查藝術品偷稅、漏稅事件中，被公安機關長期“協助調查”的一些業內人士，大多是藝術品經紀人。他們憑借多年的從業經驗和人脈，在這個行當游刃有余。在長期的買賣經營活動中，他們甚至同時充當了“操盤手”和“替罪羊”的雙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