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賦予改革歷史重任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落幕，全會明確了改革的總方向和基本目標，其中一些新提法和新舉措也讓中國經濟有了更多想象空間。那么就房地產市場而言，三中全會釋放了哪些信號？如何看待三中全會中國樓市走向？
    昨日，新華網特此舉辦了《聚焦改革：三中全會后樓市走勢會如何？》，邀請多位嘉賓對此進行深入解讀。

    統一城鄉用地的實現路徑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三中全會結束后，關于統一城鄉建設用地格外受關注。
    “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具體實施起來會存在哪些難點？趙忠煦表示，這并不是簡單合并兩個市場，土地是農民生存和生活依賴的要素，出讓后農民就沒有收入來源了，因此農村的問題就比較復雜。
    無疑，集體建設用地也需要有一個有形的市場，通過規范透明的流程，形成一個規范的市場。在趙忠煦看來，可行的路徑是在政府的指導下建立一個市場化的運營平臺，讓市場決定價格和需求。
    “近期安徽試點農地流轉，它的模式不一定是所有的省區市都會采取的模式，但它把集體建設用地和國有建設用地統一建立一個市場，通過一個市場處置不同的資源。這樣存在問題就是還是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政府的手里。”
    進一步而言，統一城鄉建設用地會是否能有效緩解土地市場的供需矛盾？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如果真的推動農地入市，反而會造成土地價格短期內較大幅度的上升。因為農民將從拆遷中獲得更大的補償，農民預期的提高將推高拆遷難度和成本。
    不過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躍并不贊同，他認為這將會導致地價的下降。“地方政府會增加無數的競爭者，競爭產生了繁榮，競爭產生了低價格。”
    而北京德志思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認為，統一城鄉建設用地，并不意味著可以無限制地占有集體用地來進行城市開發，其最終是要如何利用集體用地給農民制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更多的保障，或者是把農村的產業化更好地利用起來，合理地解決三農問題。
    他還認為，從房地產開發的角度來說，實際上未來可以與集體土地經營權相結合，運作一種持有土地經營的方式。作為開發者可以通過長期的經營獲得應有的利潤，也可以反哺農民，讓農民通過勞動有所得。
    趙忠煦也表示，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而言，應該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農村的資源和要素盤活，而不是通過土地獲得多少收益。“農民手里有的集體建設用地，是不是能在市場上有相應的價值體現出來？或者說從金融領域來考慮，是不是也可以去抵押、融資呢？”

    理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本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還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業內人士分析，這也意味著房地產調控將趨于弱化，與此同時形成住宅供應雙軌制：政府主導保障房，市場主導商品房。
    對此，張躍認為，住房問題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職責之一，因為住房一種特殊的商品，它關系到基本的人權。但他強調，住房政策不能與GDP掛鉤，不能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便隨意改動住房政策。
    “2003年實際上就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就取消了把絕大部分人納入保障房體系的政策，而把絕大部分人都趕到購買商品房這個市場上了，再加上土地供應的壟斷，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今天這個局面。”
    不過陳輝則擔憂地表示，政府主導不能把球踢給很多企業，畢竟這些項目企業是建造者。事實上，此前亦有媒體報道，由于政府在回購公租房等項目中存在拖延周期，導致不少企業成本上升，已經有企業鄭重退出此類市場。
    在陳輝看來，還更需要將信息公開透明化。“比如這些住房真正保障了誰？定向給了誰？誰獲得了保障。即使是政府主導，在很多方面也應該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手段，讓大家看到。”他還表示，市場化主導的商品房也應該區分高端住房還是普通住房。因此，他認為雙軌制實際上是一個交叉的過程。
    而被認為是市場化調控重要方式之一的房產稅，在此輪報告中并未被提及。張躍認為，房產稅方面政府征收比例不會太高，但是心理影響很大，一旦征房產稅再配合官員申報財產制度兩個制度一起出，房價也會應聲而降。
    談及財稅制度改革，張躍認為，關鍵在于放權讓利。“就是把更多的權限放給地方，讓地方干更多的事，同時把有些稅收稅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或者讓他分得更大的比例，這是全世界的趨勢。”
    綜合多方面因素，張躍認為，三中全會結束后房價短期看上漲長期看下跌。“因為推動上漲的因素主要是戶籍制度改革與寬松貨幣政策，而這兩個政策短期都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性。但長期看來，土地制度改革的推進以及保障房制度的實施，會使房價趨于平緩乃至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