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發明了時尚，而美國人發明了時尚新聞。無論是營造夢幻的時尚攝影，還是以文字見長的時尚寫作，在過去一直都被美國媒體們壟斷著。前者有《VOGUE》、《Harper’s BAZAAR》等雜志保駕護航，后者則是被《紐約時報》樹立成了行業標桿。
　　最早倡導專業時尚寫作的是記者Virginia Pope。她從三十年代起開始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對巴黎各大時裝屋最新系列的報道以及紐約制衣區的活動情況。時至今日，人們依舊是遵循著她提出的三點時尚寫作原則：“避免單調；不要過于激動；最重要一點，所寫事物要足夠精確。”早年時尚版是和生活版并在一起的，包括了食物（food）、家庭（family）、裝潢（furnishing），當然還有時尚（fashion），被人們戲稱為 “4F版面”。隨著社會變遷，特別是從八九十年代起大型奢侈品集團開始成形出現，時尚越來越被視為是一種商業而并非一味的小眾審美。新時期的時尚記者Amy Spindler、Cathy Horyn、Holly Brubach、Guy Trebay、Eric Wilson等等，用獨到的文字為我們提供看待時尚的另一種可能。
　　大部分主流時尚雜志的編輯記者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各個品牌把新產品賣出去。而《紐約時報》則是一直用知識分子的眼光打量著紛繁熱鬧的時尚界：這么做合理嗎？有哪里是值得質疑批評的地方？這也引來在2002年時《女裝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大標題便是寫著：“《紐約時報》痛恨時尚嗎？“但正是這種懷疑一切的態度，叫后者的報道在時尚圈內顯得獨樹一幟。
　　無需向廣告商們卑躬屈膝給了記者們充足的新聞自由，尤其對于極度商業化的時尚業，這一點更是難得可貴。另外，《紐約時報》對員工又有著嚴格的規章限定：記者、編輯不允許收取報道的品牌或相關人士贈與的任何禮物。而只有這樣， Suzy Menkes可以直接披露指責快時尚品牌旗下工廠工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Cathy Horyn可以批評《VOGUE》雜志的“Fashion’s Night Out”活動對時尚界沒有任何推進，只是加劇了美國消費主義的傾向。
　　有一點很好玩的是，《紐約時報》報道時尚的記者們大多沒有嚴格的專業時尚教育背景。Cathy Horyn大學期間主修的是新聞專業，畢業后也是曾報道過五花八門的各類主題（據說她還曾擔任過戰地記者）；Guy Trebay則是高中時就主動輟學，跑到紐約來為《村聲》雜志撰寫文化專欄，直到后期《紐約時報》將其挖去做了時尚與文化報道記者。
　　但是他們在各種文化領域的背景知識卻是眾所難敵。在他們的筆下，時尚不單單是掛在商店里有待出售的商品，而是真正可以折射出相應的社會動向和文化層次。比如Guy Trebay就曾在一篇報道春夏風衣潮流的文章里，先是引用了中國宋朝戰士的裝甲做例子，又是使用了大量層次高深的英文單詞來加以說明。“我知道這樣顯得很做作，但只有這樣你才能把一個問題解釋清楚。”他后來接受采訪時補充道。
　　很多人將時尚新聞和時裝評論等同起來。準確來講，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小范疇。畢竟，每一年總的時裝周時間加一起還沒有半年時間。剩下的內容還是要靠記者們主動發掘選題來填補版面。而這正是體現時裝記者們頂尖的地方之一。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不久前我在為另一篇討論“LGBTQ”族群是怎樣影響到時尚界的文章搜集素材時，時裝記者Eric Wilson八年前的一篇特寫幾乎是全球唯一一篇對這個話題有著深度討論的報道；而去年Cathy Horyn只是在時報網站的博客“On the Runway”上簡單聊了聊名媛Eunice Johnson未曾入選過“國際最佳著裝名單”的事，今年便有《W》、《System》等雜志為這位引領黑人時尚的大人物做了特寫專題。
　　要想讓自己的文章脫穎而出，適當的鋒利語言必不可少。但為什么頂尖的時尚記者們在寫下偏向負面的報道之后，依舊會收到行業內外人士的尊重？因為他們并非只是為了毒舌而毒舌。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有著無數采訪溝通和歷史背景資料做有力支撐，因此才能做到言之有物。這可不是靠著惡毒和插科打諢博眼球的不專業人士學得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