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聯儲提前退出量化寬松預期的影響下，美元開始明顯走強。與此同時，伴隨著資本逐漸流出亞洲，亞洲貨幣也開始顯著貶值。
然而，在整個亞洲貨幣的貶值浪潮中，人民幣的走勢卻顯得異乎強勁。
在澳大利亞市場的調研顯示，很多澳洲礦產主原本考慮使用中國的重型機械設備來取代日本制造的產品，但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這些企業毅然選擇價格更加便宜、但質量更好的日本機械產品。
這也體現了整個中國制造的困境，由于產品優勢不多，一旦喪失了價格優勢，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也將明顯下降。
而在價值鏈的下游，中國制造競爭優勢的削弱，則更加需要引起決策者的重視。全球范圍來看，中國制造的真正競爭對手是東盟國家。從世界整體的制造業格局來看，中國是全球出口的最終集散地，資本來自于發達國家，原料來自于東南亞、非洲以及大洋洲等國家。中國作為全球制造工廠的優勢在于，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選擇人民幣不貶值的策略，通過降低本國貨幣的波動贏得了市場的尊重和關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更是將“世界工廠”的頭銜攬入囊中。
毋庸諱言，目前來看，中國過去的優勢正逐步喪失，以越南和柬埔寨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擁有更加廉價和年輕的勞動力。與此同時，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也導致了中國的先發效應被不斷侵蝕。
在過去的幾年中，人民幣伴隨著亞洲貨幣的整體走強而走強，相對而言，中國仍然勉強維持著本國制造的競爭力，但今年以來的人民幣再度升值，則讓很多投資者開始考慮未來資金的投向問題。
今年年初以來，人民幣相對印尼盾已經升值超過14%，對新加坡元、馬來西亞林吉特以及泰銖的升值幅度則大約都在6%左右。需要重視的是，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東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哪怕是1%的匯差，對于兩個經濟體來說，都意味著數十億美元的貿易額。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出口與東盟出口產品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替代效應，這從很多國際廠商的設廠選擇中就可見一斑。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在安倍晉三再次當選日本首相后，日本開始重視與東盟之間的合作，并增加了對東盟的投資和援建，這背后擠壓中國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在日本的支持下，很多東盟國家也開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和貿易政策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
由于中日之間沖突不斷，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日本廠商對中國的投資已經變得越來越謹慎，同時更多日本公司采取了所謂的“中國+1”策略，即在中國投資的同時，也會在東盟國家選擇建設相同規模的工廠，以避免出現一旦兩國摩擦加劇，其生產鏈被迫斷裂的問題。
面臨這樣的處境，中國應該認真考慮自身產品的競爭力問題。首先，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是否已經超越了自身產品的升級進程。當然，競爭力是相對的，在這一過程中還需要考慮人民幣相對其他亞洲貨幣的升值幅度；第二，如何通過其他政策來幫助企業提升自身產品的質量和競爭水平。中國的出口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這些企業對市場信息和市場競爭環境的把握并不成熟，同時中國的商業銀行也不太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較多的信貸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輪所謂“錢荒”后，在整體流動性收緊、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可能出現進一步的降低，這無疑將加劇中小企業的生存難度，并可能惡化其國際競爭力。
人民幣的幣值越來越受到資本流入而非經濟基本面的影響，這應為決策層重視，從這個角度考慮，真正回歸并盯住一籃子貨幣，對于穩定經濟和出口商的預期來說，也更加重要。同時也需要配套減稅等舉措，來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信貸支持方面，則需要引入更多的民間資本，建立更多的民營銀行，來幫助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