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峰帶云沒，流煙亂雨飄。經過2007-2013年連續五年多的危機肆虐，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未見些許減少，黑天鵝事件依舊層出不窮，未來發展還是撲朔迷離。風云變幻之中，許多帶有趨勢演化性質的新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從全球外匯市場最近一個階段的演化來看，一系列市場異動與此前市場形成的共識和主流預期大相徑庭，甚至呈現出一些背道而馳。而更值得強調的是，盡管這些市場異動的量級已然不小，相應的市場震蕩也極為劇烈，但絕大多數市場分析人士依然將這些異動視作一種無需解釋、不改大勢的短期波動。實際上，這種對某種中長期趨勢的盲目相信，和對短期劇烈變化的漠視，可能錯過了捕捉匯市異動背后宏觀趨勢的機遇。
　　綜合歷史數據和最新變化，當前的匯市異動呈現出兩個關鍵特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元由升轉貶，市場對美元牛市已至的一致預期遭到重創，6月13日，美元指數一度跌至80.51的階段低點，較5月23日84.49的階段高點貶值了4.71%，這波急速下跌將上一波5月1日至23日3.89%的短期升幅完全吞噬，并已逼近80的整數大關，距離2012年9月14日78.6的中期低點也就一步之遙。
　　其次，近三個月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匯率走向出現明顯的分化。
　　截至6月14日，發達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在近三個月內大多呈升值態勢，歐元、丹麥克朗、瑞士法郎、加拿大元、挪威克朗和英鎊在近三個月內對美元分別升值了2.47%、2.46%、2.44%、0.52%、0.9%和3.5%，甚至連自2012年9月起持續貶值的日元，也對美元升值了1.1%。主要發達國家貨幣中，只有澳大利亞元在近三個月內對美元貶值了7.58%。此外，截至6月14日，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在近三個月內大多呈貶值態勢，印度盧比、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印度尼西亞盧布、馬來西亞林吉、智利比索、土耳其里拉、菲律賓比索、韓國元、哥倫比亞比索、秘魯新索爾、阿根廷比索和南非蘭特在近三個月內對美元分別貶值了5.48%、7.03%、3.4%、1.77%、0.13%、4.8%、2.53%、5.15%、1.52%、4.97%、5.09%、4.62%和7.22%。主要新興國家貨幣中，只有中國人民幣在近三個月內對美元升值了1.39%。
　　匯市異動折射了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正在發生的三大深層變化：
　　其一，金融市場運行規律正在發生新變化，傳統經濟理論和歷史運行經驗對國際金融市場趨勢演化的解釋力有所下降，理解市場、感知未來愈發需要突破理論桎梏和經驗主義的思維試錯、框架創新。近一段時間的美元貶值就是最好的例子，從傳統分析視角審視，年初以來逐步流行的美元牛市論調理應更趨確定。在日本經濟的政策試驗廣受質疑、歐洲經濟深陷衰退泥沼、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動力明顯匱乏的背景下，美國經濟呈現出更具韌性和可持續性的相對強勢；在安倍準備進一步擴張刺激性政策、全球自4月初以來進入新一輪降息熱潮的背景下，美聯儲的政策退出計劃反而輪廓漸清；在全球股市受累于日本股市連跌的背景下，美國股市則依舊在歷史高位維持著相對強勢。從利率平價、經濟對比、資產選擇、資金流動等各個匯率決定理論切入，美元升值的基礎似乎都應進一步夯實，而非削弱。
　　但不到一個月內美元指數4.71%的巨大跌幅充分說明，匯率并沒有按照理論推演和經驗暗示的道路演進。市場不會有錯、數據不會撒謊，美元有悖共識的近期下跌已成事實，始終強調美元的中長期強勢、等待美元隨后的反彈驗證并沒有什么太多的現實意義，務實的做法是繼續修正我們理解和預判市場運行特別是短期運行的思維方式。
　　更進一步看，2013年以來陸續出現了黃金暴跌、日股連挫和近期的美元急貶，這些有悖于市場預期和普遍共識的黑天鵝現象，貌似難以解釋，實際上是現實敲響了本本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警鐘，市場運行的舊制度正在悄然崩塌。
　　其二，金融危機階段演化正在發生新變化，新興市場成為危機新震心的可能性悄然加大。
　　全球匯市近三個月來的結構特征值得高度關注，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對美元升值，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對美元貶值，這潛在表明，如果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各有一種代表性的籃子貨幣，那么新興市場正在對發達國家整體貶值。聯系當下經濟、金融的全局狀況，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整體貶值伴隨著其經濟增長動能的普遍下降、政策兩難的普遍凸顯和資本市場的普遍萎靡，綜合比較實際上暗示著，經濟、金融風險的全球重心分布正傾向于更多地向新興市場轉移。筆者以為，從邏輯推演的角度看，危機影響不存在任何死角，危機演化不存在些許僥幸，本輪危機的本質屬性是“信用危機”，正因為危機傷及了金融作為資金融通體系的根本——信用，危機才會如我們所見，震心持續轉移，短板頻頻受挫，沖擊綿綿不絕。
　　第一階段，信用危機表現為銀行危機，微觀信用受損，流動性枯竭，微觀信用缺失最為嚴重的美國成為危機震心，為拯救危機，全球政策以宏觀信用抵補微觀信用；第二階段，信用危機表現為債務危機，宏觀信用受損，財政鞏固拖累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受制，宏觀信用缺失最為嚴重的南歐成為危機震心，為拯救危機，全球貨幣政策被迫發力，量寬升級，以貨幣信用抵補宏觀信用；第三階段，信用危機將表現為貨幣危機，貨幣信用受損，貨幣政策效應驟減、貨幣秩序混亂，這一階段的危機震心很可能將是貨幣信用最為羸弱、金融體系脆弱性最大的經濟體，而毫無疑問，新興市場可能最符合危機新震心的形成條件。
　　其三，全球政策預期正在發生新變化，對預期超調的再調整勢在必然。
　　近期的匯市異動表明，市場對全球貨幣政策的預期存在兩種性質相似、方向相反的“預期超調”。
　　一方面，對于美國貨幣政策，市場對政策退出速度和力度的預期明顯過高，即預期失之于“過緊”。從美國經濟狀態看，盡管在樓市去泡沫化、家庭去杠桿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美國樓市復蘇和消費增長具有較高的含金量，美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復蘇質量明顯高于大部分主要經濟體，但值得強調的是，從絕對水平看，美國經濟增長尚未達到潛在水平，產出缺口依舊加大，勞動力市場的根本性和持續性恢復還未最終確認，在復蘇任務遠未完成、貨幣政策刺激空間尚存的前提下，美國依舊需要長期維持寬松貨幣政策基調，現在市場廣泛預期的“退出”并不是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而是非常規政策的退出，即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去超化”。美國貨幣政策的轉變或將遵循“減少資產購買——停止資產購買——調升超額準備金率——調升基準利率——資產出售”的長期漸進路徑。而從美聯儲自2008年危機爆發以來不畏通脹數據升降、我自巋然不動的政策風格來看，這個長期路徑上的每一步，美聯儲的邁進可能都不會像市場預期的那樣迅速。
　　另一方面，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市場對寬松政策基調的預期明顯過強，即預期失之于“過松”。盡管新興市場近期增長動力不足，對政策刺激的需求有所上升，而通脹壓力也明顯緩解，也似乎為貨幣政策進一步趨向寬松創造了條件，但新興市場匯率的近期貶值，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國際資本大幅流出新興市場的危險正逐步加大，在金融危機演化漸趨不利于新興市場的背景下，適時、適度提高利率、避免資本過度外逃似乎又成了另一種戰略性選擇，6月中旬印尼的突然加息就是這種應對的最新例證。從危機應對、經濟增長、通脹、風險管理等多重角度審視，新興市場貨幣當局的政策選擇可能不會像市場預期的那樣一面倒地偏向寬松。
　　總之，匯市異動表明，全球經濟和危機演化正在發生新變化，理解思維需要創新，政策應對同樣不能陷于傳統桎梏。對于中國而言，在進一步打開國門、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需要更審慎地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更穩健地選擇政策方向和政策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