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內地股票基金中撤出的資金量突破2008年1月以來之最，香港股票基金流出的資金逼近十年最高，泰國市場創下4年多來最長的資本流出周期……國際資本大踏步撤離新興市場的消息通過傳媒在快速釋放。據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公布的最新數據，在截至6月5日的一周內，有超過50億美元從新興市場股票基金中撤出，尤以“金磚四國”流出規模最大。
　　美國經濟的持續改良誘致美元升值以及美債走強，無疑是國際資本流出新興市場最具號召力的風向標。自本輪金融危機復蘇以來，美國經濟已連續七個季度正增長，標準普爾據此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負面上調為穩定，美元由此創下近三年以來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刷新14個月以來的新高。非常關鍵的是，由于美聯儲已將基準利率降至歷史最低區間，而美聯儲減縮或取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關口已漸行漸近，美元升值的后續動力，對國際資本產生著極具誘惑力的“眼球效應”。
　　國際資本逆轉的根本性內生動能，使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顯著減速。世界銀行在日前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將今年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下調至5.1%，低于其年初5.5%的預期，其中中國經濟增速從1月的8.4%下調至7.7%，印度從6.1%下調至5.7%，巴西從3.4%下調至2.9%。此外，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印度和巴西居高不下的通脹以及國際油價下行對俄羅斯經濟的沖擊等，都增加了投資者對新興市場國家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
　　今年以來，MSCI全球指數上漲10%，其中標普500指數累計上漲14%，而同期MSCI新興市場指數累計下跌了9%，亞洲地區新興市場股市創下了2008年以來最低。對投資者而言，如此顯著的反差自然形成了發達經濟體股市安全邊際和收益邊際的“加框效應”， 原本作為主要資本流出方的美國市場開始吸引新一輪投資者的進入。
　　資本抽逃引發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貶值已在市場中充分地展露出來。數據顯示，印度盧比目前又創歷史最低，菲律賓貨幣沉至一年來的谷底，南非蘭特和巴西雷亞爾跌至四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在一個月之前兌美元接近兩年以來最高價位的墨西哥比索也回到了8個月前的最低位置，整個亞洲新興經濟體貨幣在5月走出了一年來最大月線貶幅。為了挽救本幣幣值，新興市場國家通常會動用外匯儲備買進本國貨幣，這又將使該國貨幣供給量在短期內收縮，導致本國貨幣利率上升，進而抑制該國的消費和投資需求。繼巴西央行宣布加息之后，印尼央行也宣布加息，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掀起被動加息的風潮。如果出現這種一致性結果，企業直接融資成本將顯著揚升，后危機時代新興市場好不容易鍛造出來的經濟增長力量會被大大稀釋。
　　為刺激經濟復蘇，以美聯儲為首的主要央行在最近五年中向金融系統中注入了超過12萬億美元的額外流動性，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市場國家。但這些國際資本并沒有流向制造業和服務業，而是鐘情于房地產等投機領域。國際資本這種投資偏好在加劇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泡沫化的同時，也使該經濟體產生了另一種形式的“荷蘭病”：房地產的牛市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對萎縮和絕對萎縮并存。新興市場近幾年通過經常項目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先前一部分已回流美國，主要購買了美國債券，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提供了融資。這種被稱為“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資本循環會進一步加大強化新興市場的流出，而在這個過程中，新興市場國家產業與福利遭遇了深度創傷。
　　伴隨著發達經濟體“去危機”時代的結束以及其經濟基本面的不斷優化，同時受貨幣監管當局可能進入加息周期的驅動，國際資本流出新興市場的趨勢甚至還會加強。為此，新興市場國家必須通過相應的金融監管著手有效的疏堵，包括通過數量控制——規定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稅收（如交易稅）或類似稅收（不給國外借款的儲備金支付利息）的辦法，提高資本交易的成本；審慎限制乃至禁止與貿易無關的掉期交易、國外借款以及銀行持有公開市場外匯頭寸交易，制定銀行外匯負債限額等。
　　還應正視的是，對于新興經濟體，目前市場的力量已遠遠超過單個國家的力量，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要求國際范圍內各國之間加強資本流動管理政策的協調，更要求新興市場國家在地區范圍內加強聯合。各國應在共同原則的基礎之上，聯合起來制定經濟刺激計劃，以使每個國家刺激經濟的計劃能在真實客觀反映各自資本流動狀態的前提下爭取資金的互補和有效協調。各國還應成立和擴大區域性的共同外匯儲備庫，可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或成立獨立的區域經濟監測機構監督使用，以增大對沖資本流動的協同性。由于新興市場資本流出主要是通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地下錢莊等渠道流出，因此還應通過加強信息溝通和監督防范網路等合作措施堵塞資本非法流出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