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10月，美聯儲啟動第一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歐盟、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紛紛效仿。而日本新任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上臺后推出的量化寬松政策可謂登峰造極，全然不顧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推出伊始就遭到了包括德國、英國、巴西、韓國等多國的批評。就在4月12日，美國財政部向國會呈交的《國際經濟及匯率政策報告》中還指出“日本應該運用內部措施達成內部目標，而非運用競爭性貨幣貶值達成目標”，但在4月18日-19日舉行的G20峰會上，日本并沒有受到多少指責，隨后發表的公報表明G20認為日本需要大規模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提振經濟。從G20的表態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對于持續的通貨緊縮和經濟低迷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而對寬松貨幣政策的容忍程度則明顯提高。
　　雖然黑田東彥表示，日本央行的大規模定量寬松政策的目標并不是打壓日元匯率，而是為了實現國內經濟目標，但外匯市場的反應仍然很強烈。4月4日當天，日元兌美元即期匯率大幅貶值3.78%，至4月18日收盤，日元已較4月3日貶值5.77%。
　　由于美元兌日元升值，人民幣兌日元也出現大幅升值。至4月18日人民幣兌日元中間價已較4月3日升值4.83%。與此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明顯走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快速刷新6.25、6.24和6.23等重要關口，截至4月19日，較今年第一個交易日，人民幣已累計升值503個基點，升值幅度為0.70%；而2012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僅為0.24%。有諷刺意味的是，此間，基于對中國地方政府或有負債和信貸迅速增長風險的擔憂，4月9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宣布調降中國長期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4月16日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在此利空消息下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這說明市場更看重的是由于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對人民幣匯率預期產生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此輪的升值雖然也有第一季度國內外貿狀況好轉的因素，但日本提前啟動超寬松貨幣政策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一季度中國的外貿數據出現異常增長，可能無法持續，而且3月份中國外貿已經出現了少量的貿易逆差。
　　競爭性貨幣貶值很可能成為這場流動性盛宴的副產品，但中國的處境卻比較尷尬。如果加入競爭性貶值的行列，雖然有利于出口企業，但可能加速外匯儲備的積累和貨幣投放，引發通貨膨脹風險；如果不加入貶值行列，則不利于出口企業，經濟增速下滑態勢可能延續。
　　對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需要擔心匯率被人為抬升，還需提防輸入性通貨膨脹的抬高。根據IMF的統計，在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2009年-2012年，發達國家平均通脹率分別為0.1%、1.6%、2.7%和2.0%(同期美國的通脹率為負0.4%、1.5%、3.0%和1.7%)；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平均通脹率分別為5.2%、6.1%、7.2%和6.1%(同期中國的通脹率分別為負0.7%、3.3%、5.4%和2.6%)。 也就是說，發達國家作為寬松貨幣政策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實行者，由于其深陷流動性陷阱，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加并沒有在其國內轉化為通貨膨脹壓力，但這種壓力卻轉嫁給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平均而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通脹率較發達國家高4-5個百分點。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受國際經濟不景氣影響，經濟發展普遍放緩，如果再遇嚴重的通貨膨脹，則可能陷入滯脹的泥潭。這種情形出現的確定性因素是歐美國家近期不會退出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而不確定性的因素是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可能對其出口競爭力造成的沖擊。如果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出現滯漲，發達國家經濟恐怕也難獨善其身。
　　對中國而言，短期調整匯率政策，加強資金流入管理，深化金融體系改革；中長期調整經濟結構，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都應成為選項。2013年鑒于中國仍然不俗的經濟增速，以及人民銀行加大人民幣匯率彈性的承諾，人民幣匯率可能有溫和升值，但波動性會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