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奧斯卡開始接收各國遞交的競爭明年最佳外語片的候選影片。電影的國際影響力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體現，在中國迫切希望融入世界的當下，中國電影亦渴望通過折桂奧斯卡來贏得國際認可，卻屢屢失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理解西方經典文藝傳統。電影作為敘事藝術的延伸，承繼了西方嚴肅文學的精髓。西方文藝傳統的精髓何在？
    首先須有超越民族和國別的內涵。這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形而上哲學傳統，即探求事物的本質，比如《英雄》拷問英雄的定義，即可視作與古希臘求真精神的契合。形而上學還希望揭示不同現象之間的共通性，影片需要讓外國觀眾能夠感同身受，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雖然是講述傳統中國劇情，但其隱喻可延伸至生存本能和官場里的爾虞我詐，是不同文化所共有的，可以被西方觀眾理解。
    西方文學里的主要人物都經歷了困苦，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傳統。困苦不是指物質匱乏、缺衣少食，而是指向人物內心的矛盾與困惑，比如生與死的掙扎，與外部環境的格格不入等等。《臥虎藏龍》中的俞秀蓮在欲望和世俗之間的徘徊，《英雄》中無名在殺與不殺之間的猶豫，日本片《入殮師》中的大提琴手如何調整為逝者美容與藝術信念間的落差，這些都與哈姆雷特“是生是死”的內心沖突一脈相承。
    基督教文化對西方文藝的重要影響體現在蛻變和救贖主題的表達，比如出場時的壞人經歷世事后，在影片的結尾遭遇“肉體毀滅，精神重生”。人物遞進式的心路轉折歷程可視為蛻變的一種變奏，比如《入殮師》中的男主角起初為謀生而進入尸體美容行業，但在從業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其意義，不僅自己消除了抵觸情緒，并且感染和影響了周圍人。《臥虎藏龍》中的玉嬌龍經歷江湖險惡后，從少年輕狂過渡至看破紅塵，也是一種蛻變。
    與此相對，人物由善到惡的蛻變也可能揭示深刻的主題，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頌蓮出于生存需要，從清純轉為狡詐，《霸王別姬》中的霸王也從最初的剛強過渡到最后的軟弱和屈服。
    以往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影片中，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占據主導。
    2009年獲得提名的五部影片中，德國片《白絲帶》通過扭曲的童心來影射納粹主義的萌芽；法國片《先哲》從獄中囚犯關系折射出法蘭西人、科西嘉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矛盾；秘魯片《心酸的奶水》直面婦女承受的暴力；以色列影片《阿加米》涉及巴以沖突；而獲獎的阿根廷影片《謎一般的眼神》則批判專制時期的黑暗。這些作品的產生不僅來源于創作者的人文情懷，更需要有培植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社會環境。
    本著社會批評與反思的精神，反映弱勢族群生存困境的影片往往容易引起關注，比如菲律賓此前送交的《巴奎》，將鏡頭投向同性戀者遭受的社會歧視，未映已先熱，這非常有利于引起奧斯卡評委的關注。
    雖然影片的商業成功可以助影片入圍（如《臥虎藏龍》），但眾多外語片在初選階段，奧斯卡委托的幾位資深評論家便決定了其去留。這些評論家年齡偏大，更看重影片的制作水準與思想深度，甚至偏愛一些先鋒作品。提名名單出爐后，必須在大銀幕看過所有影片的奧斯卡評委（其中不乏商業片明星）才有資格投票，而他們的口味比較大眾化，對評論家們的“劍走偏鋒”會起一定的平衡作用。《入殮師》最初被評論家們視為五部提名影片中“最平庸”的一部，但笑到了最后。
    一些國家將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視為政治營銷舞臺，但明顯帶有政治營銷味道的影片往往遇冷。將獲獎視為一種政治或民族使命而量身定做影片，贏的幾率反而渺茫。
    話說回來，即使失意奧斯卡，也不必認為對方有意壓制中國影片。好萊塢一直被猶太人主宰，這是公認的事實，但來自以色列影片雖然已獲10次提名（包括今年的《腳注》），至今仍顆粒無收，好萊塢總不會有意壓制與自己沾親帶故的以色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