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已經連續4個月盤整中微跌。人民幣升值周期是否已經結束？這是實業界和金融界都廣泛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
　　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次性貶值2%之后，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迄今已整整7年，人民幣對美元幾乎是單邊升值了7年，從8.28升到今年4月份的最高點6.27，升值幅度超過31%。
　　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一路升值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1.中美兩國的資產利差。2005年以來由于通脹壓力一直存在，中國境內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大致在3%上下徘徊，而同期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卻從4%一路下滑至接近于零利率政策。2.香港離岸市場和內地的人民幣匯率存在可供套利的匯差。在利差、匯差兩個缺口的持續吸引下，中國境內企業“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套利交易蔓延，導致國際資本不斷流入，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從2005年7月到2012年7月，7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從7300億美元暴增至3.2萬億美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人民幣升值預期在投機性資本流入的過程中被不斷強化。
　　然而物極必反，今年4月份，這個幾乎沒有回調過的升值趨勢戛然而止。繼而是連續4個月的熱錢流出，7月份熱錢流出規模高達340億美元。隨著3月以來香港人民幣NDF匯率與人民幣即期匯率差持續擴大，人民幣貶值預期日益增強，種種跡象表明：從中長期趨勢來看，人民幣匯率已經見頂。
　　雖然，今年上半年的月度CPI節節下滑，從年初的4.5%降至7月份的1.8%，但是從中期來看，國內通脹的風險遠遠大于通縮。
　　首先，在貨幣寬松和信貸寬松的“雙松”政策導向下，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但實體經濟的需求卻日益疲軟。2012年1月份到6月份，M1增幅從3.1%提高到4.7%，貸款規模同比增速從14.8%提高到16%，但工業增加值比率卻從12.8%下滑至9.5%。可見，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釋放出來的流動性沒有流入實體經濟。那么，大量流動性進入投機渠道、推升資產價格只是時間問題。
　　其次，資源稅的調升必然推動上游原材料的價格上漲。根據財政部披露的統計數據，今年1~7月份全國非稅收入1595億元，同比增長34.7%。其中，地方非稅收入同比增加158億元，增長20.9%，主要原因是“地方加強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的征管”，導致“這部分非稅收入相應增加”。資源成本上升配合以日趨寬松的流動性，通脹的隱憂可想而知。
　　過去十年的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的重要前提，隨著高增長時代的終結，結構性問題產生的矛盾日益突出，該因素和周期性問題疊加在一起，增大了中國宏觀經濟未來發展的風險預期，而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經過三年的去杠桿化后，其杠桿率已經低于10年均值，現金流和盈利狀況均處在10年最佳狀態，投資能力明顯增強。美國居民的負債率也降至10年均值，居民負債率的下降意味著消費能力的復蘇已經指日可待。加上聯邦政府的低利率政策，美國成為目前國際上實體經濟預期較為樂觀的國家。
　　資金，任何時候都會流向安全而且收益可靠的地方。國家外管局發布的數據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2012年上半年，資本和金融項目由上年同期順差1959億美元轉為逆差203億美元。資本跨境流動已經從單邊順差轉成“雙向流動”；與此同時，上半年我國跨境收入同比增長12%，支出增長24%，由于流入增速慢于流出，導致跨境收付順差減少53%；從銀行代客結售匯的數據看，上半年境內企業和個人結售匯順差295億美元，遠小于同期跨境收付順差，境內企業和個人“資產外幣化，負債本幣化”的傾向日益明顯。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的第四項是“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資本項目開放的雛形若隱若現。
　　4月14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單日波幅從0.5%擴大至1%。這是自2007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單日波動幅度的再度擴大。央行通過匯率這個市場機制來調控資本跨境流動的意向十分明確。
　　上半年我國跨境支出增長24%，其中境外直接投資增長74%。
　　上述數據從不同角度證明了同一個事實：隨著美元指數不斷走高，中國的民間資本外流在逐漸增加，我們高達4.89萬億美元的對外資產中直接投資和個人投資的比重會不斷上升。
　　價格由供求決定，匯率由資本的跨境流向決定，既然境外資本單向流入的時代已經終結，人民幣單邊升值的日子自然也就走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