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日前在上海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李旭利“老鼠倉”案件進展。通報顯示，李旭利“老鼠倉”一案涉案金額高達5000余萬元，且涉及基金包括了交易藍籌、交銀成長和交銀精選。繼鄭拓之后，交銀施羅德又一位投資總監級別的基金經理被卷入“老鼠倉”，也不得不讓人對交銀施羅德的內控產生懷疑。
　　2011年7月，上海市公安經偵部門接公安部下發的中國證監會移交案件，立案偵查了“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經偵查查明，犯罪嫌疑人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于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利用未公開信息，非法交易股票2只，累計交易(買入)金額達5226.38萬余元，非法獲利金額達1071.57萬余元。
　　期間，犯罪嫌疑人李旭利為了逃避證券從業人員不得本人或替他人從事股票交易有關規定的監管，指使其親屬借用他人的身份證在本市五礦證券某營業部開立證券賬戶，并控制了上述證券賬戶的資金密碼和交易密碼，利用這些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精選基金買入或賣出同一股票，牟取非法利益。
　　案發前，李旭利獲悉其被證監部門行政稽查，即逃匿，并斷絕了與原有社會關系的一切聯系。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于2011年8月13日在北京將李旭利抓獲。目前，此案已移送檢察機關。
　　2009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第七次刑法修正案。該次修改主要針對經濟犯罪。其中特別對第180條做出修改，對于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及監管部門和協會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獲取內幕信息，或者內幕信息之外的其他未公開信息，并買賣該證券，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交易活動，最嚴可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及非法所得5倍罰金。
　　也就是說，李旭利在2009年2月28日之前的違規行為并不涉及刑事責任，其可能涉及刑事責任的，是在2009年2月28日-2009年5月25日之間近三個月的交易行為。據媒體報道，此次李旭利“老鼠倉”事發所涉及的兩只股票為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
　　公開資料顯示，李旭利1998年至2005年任職于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擔任研究員、交易員、基金經理、投資總監等職務。自2005年參與創立交銀施羅德基金以來，2006年6月-2007年7月，李旭利任交銀穩健基金經理，2007年8月-2009年5月，擔任交銀藍籌基金經理。
　　交銀藍籌的公開財務報告顯示，從2009年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該只基金期末均未重倉持有工商銀行及建設銀行。但在2009年一季報中，該基金重倉持有的銀行股包括了深發展A(1700萬股、2.7元持倉市值)和浦發銀行(1492萬股、3.3億元持倉市值)，但到了2009年二季度末，其持有的深發展A已增持至2700萬股、浦發銀行則增持至2539萬股。同時，交銀藍籌還重倉了民生銀行(7100萬股、5.6億元持倉市值)、興業銀行(1810萬股、6.7億元持倉市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的通報，李旭利的“老鼠倉”不僅涉及到了其執掌的交銀藍籌，同時還涉及交銀成長和交銀精選，而這兩只基金中，李旭利都未曾擔任過基金經理，在李旭利此前擔任基金經理的另一只基金——交銀穩健中，其基金經理鄭拓“老鼠倉”的情況也已于近日正式通報。也就是說，從鄭拓到李旭利，從交銀穩健、交銀藍籌、交銀成長到交銀精選，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投資正副總監以及多達4只基金都被卷入了“老鼠倉”漩渦。
　　有業內人士表示，作為出生于銀行系的基金公司，交銀施羅德的內控應當可以做得更好，但投資總監級別的高管都被卷入“老鼠倉”，且涉案金額和獲利金額都位居前列，涉及的產品數目也眾多，這不能認為完全是基金經理個人的問題，公司的內控也應存在不小的改進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