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在日本制造是不合理的。”——這是豐田章男在去年6月說的一句話。當時日元大幅升值已經給豐田汽車的國內業務重組帶來了沉重的資金成本壓力。
　　自今年2月徹底改變貨幣政策之后，日本央行在4月27日再次加大了量化寬松力度。近期各機構都已基本確認了日元的短期貶值趨勢，但對其中長期是否會持續貶值，多數分析師仍持保留態度。甚至有人認為，日本央行近期的量化寬松動作只能被看作孤立事件。
　　導致一部分人抱持這種看法的原因是2001年日本央行也曾推出過量化寬松政策，以應對國內經濟的持續下滑和投資衰退，而且這一政策持續到了2006年。但隨著貨幣政策改變，日元從2007年開始一路升到去年底的75左右。還有一些人認為，日元作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貨幣，日本央行無法與全球資金抗衡，而且日元漲跌根本不是日本說了算。
　　人們對1985年的《廣場協議》記憶深刻。日元此后的大幅升值導致1990年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并使日本在泡沫破滅后隨即步入“失去的十年”。但另一個事實似乎被忽略了：事實上日元升值的真正開端是在1971年。從那時到1978年之間，1美元兌日元從360開始一路狂奔至176附近。所以從1971年起的40年里，日元相對美元的升值幅度累計達到了80%——這才是到去年底為止完整的日元升值故事。
　　你也許會問，過去40年都挺過來了，為什么現在日本企業開始喊活不下去了呢？
　　領土狹小、人口眾多、資源貧瘠、耕地匱乏——這是戰后的日本不得不面對的現狀。針對自身特點，日本提出以制造業立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發展規劃。這也是日本人認為失去制造業的日本將無所依靠的原因。
　　企業對于技術執著追求、教育打造高素質人才、引入西方先進的管理方式，日本制造業在這些基礎上不斷提高自身的生產效率，再加上產品質量的口碑，使日本制造得以暢銷全球。戰后的日本經濟正是在以制造業為龍頭的產業帶動下才實現了快速成長，并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盡管日元持續升值引發人力成本增加、工廠遷移到海外導致產業空洞化，但日本企業長期重視技術所積累的優勢依舊存在，加上其他國家遠低于日本的人工成本，日本企業多年來巨額海外投資的收益豐厚并源源不斷地流回日本。
　　這些因素才是支持日元持續升值40年的根本。哪怕經歷了資產泡沫破滅的后果，建立在制造業基礎上的日本經濟依然相對穩定，也使日元在全球經濟動蕩時成為理想的避險貨幣。有堅實的制造業作為后盾，也正是日本國債已經占GDP的229%而依然能被市場尤其是其國民所接受的緣由。
　　但相對優勢總有被耗盡的一天。長期升值導致日本制造業的競爭力下降，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韓國等國家制造業的崛起，觸及了支撐日本經濟和日元匯價的根基，也成為日元必須貶值的根本原因。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現在的信息產業革命，管理革新與科技發展所呈現的規律是突破加長期逐步發展，即突破時大幅提高、長期發展階段則逐步提升，這也是后發國家在某個階段內能趕超發達國家的原因。
　　隨著中國等后發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以技術密集型企業來逐步替代勞動密集型企業已成必然趨勢，制造業戰略轉型開始啟動。盡管在生產效率與技術投入上依然與日本企業存在差距，但人工成本的優勢和本土企業日益重視自身品牌的發展，都對日本企業形成威脅。對日本企業而言，后發國家的企業生產效率提升潛力更大、優勢更明顯。至于已經提前一步啟動的韓國企業，在三星利潤創紀錄的同時，我們也已經看到索尼、夏普、松下等日本企業的巨額虧損和爾必達的破產倒閉。
　　也許有些人對于日本制造業對其整體經濟的影響仍有疑問。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約占GDP比重的60%。但從直觀上第三產業可劃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提高社會效率，如物流行業提高了整個社會商品流動的效率，金融行業通過企業上市擴張市場份額來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另一類則對社會財富再分配，如娛樂、旅游、動漫等行業滿足人類的不同精神需求，把已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無論哪種類型的第三產業都是依附在強而有力的第一和第二產業基礎上的，更何況對于第三產業已經非常發達的日本來說，提升潛力也很有限。
　　日本還要面對一個人口老齡化的現實。如果生產效率能不斷大幅提升，更少的人口完全可以供養更多的老人。但前文已經提到，日本企業的提升潛力已非常有限，因此老齡化成為了一個嚴重問題。同樣面臨老齡化的后發國家，生產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只要轉型成功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較好出路。
　　日本國債總量已經過高，沒有財政空間再來刺激經濟增長，只有貨幣政策才能促使日元加速貶值。只要國債的增幅小于經濟增幅，國債占GDP的總量就會逐步下降，經濟增長帶動的政府收入增加也能逐步提升償還債務的能力。
　　貨幣政策必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持續推行，并給予2~3年的時間才能顯現出效果。
　　日本央行突然轉變的貨幣政策看似偶然其實必然，并且可以預見還會有一系列后續動作，目前的舉動只是在短期內加快了日元貶值的速度。
　　與其說日元貶值是因為國內經濟增長乏力，還不如說是日本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