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藝術授權產業發展至今不到30年，但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業鏈和運營機制，每年藝術授權的衍生商品超過180億美元營業額，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等地更有了專門的藝術授權交易博覽會。
    近年來，隨著中國藝術市場的飛速發展，圍繞著這一領域的諸多細分市場也正得到深入開發，在國際藝術市場中擁有重要地位的藝術授權產業正是這樣一個引人矚目的新生兒。
　　作為藝術授權產業先行者之一，上海知識產權園藝術品登記中心負責人袁媛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上海藝術授權產業尚處于探索期，如何把國外成功經驗引入，結合本地實際情況予以發展，這條路至今無人真正明白應該如何行走。”

　　龐大的藝術授權產業市場

　　“藝術品版權登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說穿了無非是方便對藝術品進行深度開發，創造更多的商業利益。也就是說，應該是緊密圍繞藝術品授權產業服務。”袁媛表示。用袁媛的話說，藝術品版權登記應該是為藝術品授權產業服務，是藝術品授權產業發展的基石。在國外，藝術版權認證也是藝術授權這一龐大產業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

　　那么，藝術授權產業究竟是什么？

　　所謂藝術授權，是一種以藝術創作為主體的授權類型，即授權商將所代理的藝術家作品著作權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權商使用，進行商業開發，授權商所得收益將按一定比例回饋給提供著作權的藝術家。
    作為一個相對新興的產業，國際藝術授權產業至今僅有不到30年的發展歷史，但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業鏈和運營機制，每年藝術授權的衍生商品超過180億美元營業額，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等地更有了專門的藝術授權交易博覽會。有資料顯示，美國是全球藝術授權產業最發達的國家，其藝術授權產業的總產值是藝術品拍賣成交額的三倍以上。
　　近年來，讓國人印象比較深刻的藝術授權產業展示，莫過于2009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的“達利逝世20周年作品展”，因為這次展出的藝術品均為依照達利生前簽署的授權合約而制作的限量版雕塑復制品和版畫。通過這次展覽，國人了解到了一個名字：本杰明·列維。
　　身兼法國斯特拉基金會會長與達利作品紀念館館長的本杰明·列維是達利作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是世界上擁有“達利授權合同”最多的人。自1970年代開始，他總共從市面上購買了29個達利雕塑授權復制合約，這也給他帶來了可觀的財富收益。僅僅是縮小版的達利雕塑每種限量復制350件，每件復制品6萬至20萬美元不等，就給他帶來了上億美元的銷售額。
　　同樣，較早邀請二弦社對其館藏進行授權復制的臺北故宮(微博)博物館，如今每年古畫限量復制品的銷售額更是超過了門票總收入，成為博物館主要的收入來源。該館典藏的懷素《自敘帖》，經授權開發，制成價值約人民幣5萬元的奢華床罩遠銷海外。而獲得梵高作品授權的荷蘭銀行，更是將梵高的畫作為企業形象設計元素，從公司的外部裝飾到信箋、禮品，梵高幾乎成為了荷蘭銀行的代言人，成功提升了荷蘭銀行的品牌形象，一度創出3個月內300%高成長率的驚人業績。
　　據悉，國際通行的藝術授權形式主要有三種：產品授權、數字授權和原作復制授權。其中，產品授權系指將藝術品的形象印制在各種普通產品上，使之成為具有藝術特色的藝術衍生品，從而在銷售中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數字授權系指通過拍攝藝術原作獲得藝術品的數字化圖片或形象數據，然后將這些圖片應用于各種電子產品之上，用于裝飾或各種電子媒體的展示使用。而原作復制授權則是指獲得對藝術品進行原尺寸仿真復制并銷售的權利。

　　2011：中國藝術授權市場元年？

　　在袁媛看來，經歷過世博會的洗禮后，人們正逐漸意識到藝術授權市場的巨大潛力所在，不少機構也開始紛紛在這一行業發力。比如，不久前，浙江民泰商業銀行與中國電信浙江公司聯手，獲得浙江博物館授權，發行了印制著名畫《富春山居圖》的“天翼民泰銀行卡”，這也是中國首張“藝術授權”銀行卡。
    “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藝術授權市場的銷售額同比已呈現10倍以上的增幅，未來3個季度有望維持這樣的增長速度。”北京文化發展基金會國際藝術授權基金秘書長郭羿承表示。郭羿承所屬的藝術授權產業公司Artkey藝奇文創集團今年第一季度的營業收入同比呈爆發式增長，尤其是文化與生活用品融合的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開始從買方市場向賣方市場轉變。“當年齊白石的一件原作才20萬元新臺幣，但如今從一件瓷器上面收到的授權費就可以有幾百萬元新臺幣。”對中國藝術授權市場的發展，行業內普遍樂觀，并早早地將2011年定義為中國“藝術授權元年”。
　　“今年藝術授權市場的火爆，主要來自于國家宏觀政策層面的支持以及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市場需求。一方面，文化產業成為中國的支柱性產業；另一方面，企業轉型、追求高附加值的需求提升與中國文化消費需求的大幅增長日益緊密結合，這些都促成了藝術授權市場的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表示。
　　郭羿承則認為，隨著國內文化單位轉制進入尾聲，以公益為主的美術館、博物館也在探索全新的營收模式，開發藝術衍生產品就是一條重要思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出臺了支持博物館、藝術館開發衍生產品的財政、稅收激勵政策，博物館、藝術館藝術授權產品遍地開花的局面可能馬上就將來臨。
　　剛剛結束的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上，村上隆、草間彌生、劉野、周春芽(微博)等藝術家的授權版畫，成為博覽會上賣得最快的作品。授權版畫由于價格不高，但藝術性不遜于原作，而且有藝術家的親筆簽名，成為當代藏家的入門之選。

　　上海的產業探索

　　中國藝術授權市場的火熱，在目前看來，北京是一個重要中心。一方面，是故宮、圓明園等強勢單位陸續進入藝術授權市場，提供了大量可供開發的優秀資源。另一方面，一系列藝術授權相關的金融創新也逐漸在北京落地。2010年，國內首個藝術授權專項基金——北京文化發展基金會國際藝術授權專項基金正式成立，用于資助和扶持文化藝術授權市場的推廣項目。而未來幾年，很可能在北京出現藝術授權交易中心。
    而與北京相比，同為藝術大都市的上海則仍然在摸索自己特色的產業發展之路。
　　上海知識產權園藝術品登記中心和上海文化產權交易中心就是這樣兩個試點。
　　上海知識產權園藝術品登記中心由上海知識產權園成立，為國內首個藝術品登記中心，其宗旨是“針對藝術品市場所存在的問題，更好地保護藝術品作者的知識產權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該中心對藝術品真偽進行鑒定，并給藝術家、收藏家、消費者出具客觀、公正的藝術品原作證書，提供迅速核查的便利，防止偽品買賣。通過這一平臺，希望能保證藝術作品的真實性、客觀性，使藝術品作者的知識產權得到最大化的保護。
　　中心登記程序一般是，首先向該中心領取填寫國家版權局作品登記表，并由該中心拍攝所需登記的作品并制作《作品確認書》，再由藝術家本人確認原作真跡并簽名，獲得國家版權局作品登記號后，頒發《藝術品原作登記證》。
　　然而，抱持著理想的上海知識產權園藝術品登記中心，從2005年運作至今，其影響力并沒有得到國內藝術圈的普遍認可。對此，袁媛一針見血指出，原因即在于“沒有足夠的產業吸引力”。“藝術家來登記產品為的是什么？目的無非是為了提高藝術品的商業價值。但可惜的是，前幾年，中心除了提供登記服務外，很難為藝術家提供深度開發的機會，自然對藝術家缺乏吸引力。”袁媛說。
　　同樣，上海文化產權交易中心雖然也設立了藝術版權交易的版塊，但由于版權交易不是“強制入場”的交易項目，所以在中心平臺上并沒有體現出藝術版權成交量的突破。

　　產業發展的免費模式

　　總的看來，近幾年來，上海藝術授權產業發展的亮點，主要還是集中在對產業免費模式的探索。
    近來，上海知識產權園藝術品登記中心與“多彩匯”、“上海故事”等品牌廠商合作，并在家居用品、絲巾、紙巾包裝等領域進行了相關的授權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心借助自有的“五角場800美術館”的展廳，為藝術家舉辦展覽，也作為藝術授權展示的窗口。袁媛說：“今年的展覽主要圍繞插畫為主題，一方面因為插畫的畫種本身帶著輕松活潑的氣質，給大家帶來快樂，成為授權市場接受度比較高的藝術品種；另一方面，插畫發展也需要從出版的束縛中脫身出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相結合，成為美化生活的元素。”
　　五角場800美術館還引進了“雅昌藝品”、“存珍堂”等版權復制機構的產品進行展示，促進藝術版權衍生行業間的交流與規模化。“雅昌藝品”已經開發出鼠標墊、鎮紙等藝術衍生品近百種；“存珍堂”則潛心研究復制技術，其制作的古代書畫復制品已經達到幾可亂真的程度。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合作中有相當部分，都采用了免費授權的形式。
　　“很多人有誤解，認為制約這一產業發展的因素是藝術家對授權商要價太高，其實目前國內很多藝術家的授權都是免費的。”袁媛說。
　　當代藝術家周春芽也曾表示，國內的藝術授權制度尚不健全，許多藝術家的授權都是不收取費用的，一方面是看到復制品對當代藝術的宣傳和推廣，一方面是國內的相關法規不健全，授權產品一出來，盜版、次品“山寨”就會跟風而起，藝術家和正規的生產商很難在授權復制的生產、銷售中獲益。更重要的是，藝術家愿意讓出自己的一份利益來培育授權復制在國內的新興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