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央視3·15晚會上，記者披露了藝術品鑒定造假的情況。真假的確是藝術品市場長盛不衰的話題，但人們看待真假的角度卻不應是單一的，只以真假論英雄。真不一定等于優，假不一定等于劣。從藝術價值上看待真假，或許能給你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藝術評論家劉建偉認為，某些仿造的書畫作品，要從藝術價值上看，已經超過了許多名家的真跡。當然，這里說的真跡多是名家的應酬之作，遠離了創作初衷，俗稱“行活”。
　　實際上，這并不僅僅是一種預測，市場已經認可了這個觀點。比如，去年嘉德秋拍出現的王羲之《平安帖》，便是一個摹本，也就是“假”的，但因為王羲之高古摹本無出其右，無論是從藝術價值還是歷史價值上看，它都可謂一件“假的精品”，最后能拍出3.08億元高價，也算實至名歸了。
　　再如齊白石的畫作，其公認的存世作品只有三萬五千件左右，但如今公開出版的畫冊中，已經有了約十萬件齊白石的作品。也就是說，其中有六萬五千件左右都是仿作。但能和真跡一起進入畫冊，也說明那些仿作的藝術價值并不低。當然，這里不是在為以假亂真辯護，而是說人們完全可以換個角度，理性地認識仿作的藝術價值。
　　劉建偉介紹，其實西方人對于名畫復制品、仿造品的態度要比中國人豁達。“許多西方貴族家庭墻上掛的莫奈、凡·高，就是復制的。”不過，雖然是仿制品，那些克羅版好多也是限量版，畫上還會有編號，這就讓“假畫”變成了“假的精品”。相反，國內許多當代名畫家的真畫，卻是短時間內倉促完成的，作品之間趨于雷同，見不到真功夫，反而如同流水線作業的產品。這些所謂的名家作品，其實是名家把自己當作了印鈔機，瘋狂生產的“行活”。
　　那么，為何一些仿制品的藝術價值能超過名家的“行活”呢？這還要從“假畫”的作者說起。劉建偉分析，其實許多青年書畫家的藝術造詣很高，但他們沒有名氣，作品的價格或許只能賣到每平方尺1千元。而一些藝術水平跟他們差不多的名家作品，卻能賣到每平方尺1萬元。如此一來，沒名氣的青年書畫家心理自然不平衡，干脆將自己的作品署以名家之名，或是仿造名家的作品，這樣不就能賺更多錢了嗎？
　　要是翻閱中國近代書畫史話，也能看出這種現象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張大千的故事。上世紀20年代后期，張大千的假畫比他的真畫更有名氣。他的真畫當時還并未出類拔萃，在畫壇上算是個“無名小卒”，但他在仿名家畫作時，卻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上自魏晉南北朝，下至明清，各朝各代具有代表性的畫家的畫作，百無禁忌的張大千都拿來仿之。
　　張大千的仿作，騙倒了許多行家：他仿南宋人梁楷的《雙猿圖》瞞過了鑒定大家吳湖帆，吳將其斷為自家祖上所藏而高價購進；上海收藏家程霖生以六千大洋買進朱耷《花卉圖》四條屏，也是張大千所仿；日本最權威的繪畫類書籍《南畫大成》中所刊錄石溪《山水圖》，也是張大千與何海霞一起仿造的。張大千的仿畫當然不止這些，至今在國內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機構中，都還收藏有張大千的仿畫。
　　張大千仿作中最著名的是他仿石濤的畫，其神韻、表現手法、構圖特點，惟妙惟肖，與真跡差別不大，讓當時上海、北平等地一些名家相繼栽了跟頭。一次，張大千仿制了幾幅石濤的炕頭小畫，精心將畫畫好后，張大千通過朋友讓著名鑒賞家羅振玉不經意中看到這幾幅畫。羅振玉以為遇到奇品了，高價買進，還雅興大發，請來畫友共賞。張大千故意前去湊熱鬧，混在其中評論二三，只是等客人散盡后，他悄聲對羅振玉說：“羅老師，我看這幾幅小畫有點不妥。”羅振玉這才猛然醒悟。
　　東北少帥張學良，也在張大千這得到了教訓。他也很喜好石濤的作品，常常耗費巨資去搜羅。結果，張學良費盡心力，卻得來不少贗品，而且多出自一個青年畫家之手。不過，上了當的張學良不僅沒有震怒，反而對仿造者張大千大感興趣，想見識下這位以假亂真的同齡人。當時，友人都提醒張大千，說這恐怕是“鴻門宴”。可是張大千考慮后，還是赴宴了。讓張大千沒想到的是，宴會中張學良拍著他的肩頭，給其他客人介紹：“這位便是仿石濤的專家，鼎鼎大名的張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從此，倆人就交上了朋友。后來，張大千曾以石濤的筆法，畫了一幅《黃山九龍潭》贈送給張學良，畫中還題了一首借景寓意、頌揚張學良雄才大略的詩。
　　其實，從張學良和張大千的故事中大家就可以發現，對于一些仿制名家畫作水平不錯的年輕人，畫家和藏家們恐怕不該去報復、去聲討，而應該去提攜年輕人，去認可他們的才華，去鼓勵他們畫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優秀作品來。畫家要是能做到這點，或許比單純“打假”或制作大量行活更有意義。而對于藏家來說，說不定就此發現一支“潛力股”，也算是意外的收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