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古代被稱為吉金，在當時便是貴重之物。我國青銅器因遺存數量巨大、種類繁多、藝術精湛、特色鮮明而舉世無雙。
　　我國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我國的商、周文明比西方的埃及、希臘文明同時略晚，是當時世界上并列的兩大文明體系。雄偉壯麗的金字塔和巴特農神廟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我國古代建筑為木結構，難以保存，反映我國商周奴隸社會生產技術水平、社會生活和藝術觀念的主要遺存和代表是馳名于世的青銅器。雖然世界史上上古社會的各個文明也均被稱為青銅時代，但我國青銅器因遺存數量巨大、種類繁多、藝術精湛、特色鮮明而舉世無雙。
　　青銅器的造型源于原始陶器和骨角器，主要分為炊具、食具、酒具、樂器、兵器、農具以及貨幣和裝飾物等。商代貴族祭祀神靈和使用的食具、酒具造型最為奇偉壯麗，紋飾極為怪異恐怖，是充滿恐怖和迷信色彩的商代社會精神的鮮明力證。周王朝以宗法禮儀治國，很多青銅器成為祭祀祖先的重器和“子孫永寶”的紀念性禮器，造型紋飾端莊典雅。長篇銘文是珍貴的歷史文獻。春秋以后，禮崩樂壞，青銅器雖然只作為貴族的實用器具，但風格變為精巧華麗。我國古代青銅器是與埃及金字塔、希臘建筑、雕刻齊名的古代文化藝術代表，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古代文物，不但是我國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寶。在當今藝術品市場上，明清官窯瓷器和名家的繪畫作品動輒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但真正的國之重寶—青銅器，卻只有數百萬元，這是十分不合理、不正常的。
　　青銅，古代被稱為吉金，在當時便是貴重之物。在我國原始社會時期，它作為稱量貨幣使用，同時也作為財富儲藏。進入階級社會之后，青銅被鑄成各種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為祭祀的禮器，有的重器還刻上精美的花紋和具有相當歷史價值的銘文。統治者死后，把青銅器帶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它。
　　青銅器時代剛剛一過，漢代就有人開始挖掘盜取。20世紀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聯合清理河南睿縣的古墓群，6個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過的竟占2/3，漢代以來究竟一共挖出多少件青銅器，近百年來雖然學術界費了不少勁，但至今仍沒有確切的說法。有統計說，漢代以后出土見諸著錄的作為禮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總數達2萬件以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達1萬件以上。
　　青銅器最早的出土記載源于漢代，封建王朝視其為瑞祥之物，將其載入史冊。如，“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武帝記》)。和帝永元年間，“南單于于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后漢書·竇憲傳》)。
　　宋代的青銅器物有的價格已高達數十萬錢。大批青銅器出土以后，不斷地涌到了皇帝身邊。兩宋時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稱，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輕武，嗜古器成風。宋徽宗趙佶，不僅是書畫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驅使天下臣民，為其搜羅銅器。大觀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銅器僅500多件，而到了政和年間，皇宮里收藏的青銅器已達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達官貴人、文人學士亦無不唯收藏是嗜。據北宋《考古圖》和南宋《續考古圖》稱，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見著錄者則應更多。著名者諸如寇準、文彥博、劉敞、蘇軾、李公麟、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等，無不以收藏青銅器為無上榮耀。蘇軾的書房里就“清供”著鼎鼎大名的楚王鐘。劉敞是集賢院學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記》，開兩宋時期青銅器專書的著錄先河。他最為珍視的11件有銘文的青銅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他告誡后輩：“我死之后，不要忘記用它們來祭祀我。”可見一代文人學士之風尚。宋代學者呂大臨著的《考古圖》，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青銅器圖錄，成書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銅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圖》，記錄了宋徽宗內府藏品凡20類，著錄銅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傳銅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錄上古至漢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嘯堂集古錄》，收錄商周彝器275件，漢唐雜器70件，共計345器。
　　清代以來，青銅器發現日多，清宮內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見于各種圖錄。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詩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圖》的式樣，編撰了一部《西清古鑒》，甲乙編各20卷，著錄清宮所藏銅器1436件，摹繪形制，記錄款識，雖收偽器不少，但畢竟是皇家專藏，對后世有著標榜旗幟的作用，故影響很大，后來又有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王杰等編撰《西清續鑒》，甲乙又是各編20卷，共著錄宮廷藏器1642件。后來又將寧壽宮里的古物統計匯編，成《寧壽鑒古》16卷，體例與《西清古鑒》同，共收青銅器600件，銅鏡101面。此先后三部大書，大體反映了乾隆時代的宮廷銅器藏品。書中著錄的青銅器除部分佚失外，大部分現藏故宮博物院、臺灣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
　　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中也涌現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青銅器收藏家和專家學者。其中有云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阮元，翰林院編修陳介祺及吳大澄、潘祖蔭、曹載奎、吳云、丁彥臣、葉志詵、張廷濟、程振甲、劉喜海等。清末民國時期，有兩江總督端方、駐日公使李經方、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上海房地產巨商周湘云、山東實業家丁斡圃、交通總長葉恭綽，還有考古學家羅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廠古玩店老板黃伯川、孫秋帆等。他們的收藏，動輒數十器、幾百器，有不少是承繼前輩的遺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私人手里的青銅器，后來有不少流入海外各地的博物館和藝術館。清末，盜掘之風日熾，商代銅器大量涌入市肆，外國人趁機收購，遂使很多重要的銅器流散國外。解放前幾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夢家曾游歷歐美各國，考察我國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結果僅從歐美各大博物館和藝術館的收藏來看，中國青銅器就達近1000件。因此，趁當今青銅器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不高的時候，應當注意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