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近年來一直是中國輿論抨擊的重點，那些在社會底層艱難謀生的群體也由此獲得更多同情和聲援，這本是社會公義的體現，但某些混淆是非的聲援未必是在彰顯正義。
　　近日有關歌星汪峰禁止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再唱《春天里》的爭論就讓人有是非不明之感。旭日陽剛憑借演唱汪峰作詞作曲的《春天里》迅速躥紅，一路唱到無數歌手夢寐以求的春晚舞臺，成了社會底層大物翻身的新樣板。
　　今天的旭日陽剛已不用再像歌中所唱的那樣“在街上、在橋下、在風中，唱著那無人問津的歌謠”，他們頻頻接受采訪，參加商演，開始向“文藝界人士”蛻變。就在這時，曾經大力提攜過旭日陽剛的汪峰突然提出，禁止旭日陽剛再公開演唱《春天里》。這對全靠一首歌曲打天下的旭日陽剛不啻是個沉重打擊。對很多關注旭日陽剛的網民來說，汪峰這個決定很“小家子氣”，不僅不合情理，還有因嫉妒而打壓對手之嫌。于是，汪峰禁止旭日陽剛再唱《春天里》成了心胸狹窄、欺壓弱者的惡行，遭到不少網民的唾罵。
　　其實這件事無非就是一名版權所有者按規則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輿論理應支持汪峰。但汪峰這次維權卻顯得理不直起氣不壯，好像做了什么虧心事。這一方面反映出公眾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仍很淡漠，另一方面也顯示，一些人對弱者的同情和聲援已泛濫到不顧法規的地步。
　　且不論今天的旭日陽剛還是不是草根，就算他倆依然以農民工身份參加演出，汪峰也有權禁止他們演唱《春天里》——這是法律賦予汪峰作為創作者的權利，不能因為侵權者是強者或弱者而有例外。何況，旭日陽剛已經是歌曲《春天里》的最大獲益者，從情理上說，汪峰對他倆也可謂仁至義盡。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辨是非力挺弱者的現象在當下比較常見。在強制拆遷、城管與商販等熱點問題上，網絡上一邊倒、甚至扭曲事實聲援弱者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似乎社會應該允許弱者超越法律。對于那些官員與開發商聯手破壞居民合法房產的野蠻拆遷，輿論當然應主持公道。但不是所有的拆遷都不合理，一些“釘子戶”利用輿論對強拆的譴責，在合法拆遷中漫天要價，變相損害了其他被拆遷入和公眾的權益。
　　同樣，一些城管人員用簡單粗暴的手段對付流動商販應受指責，但這些指責有時會變味兒，成了對那些與城管“打游擊”的無證商販的縱容和表揚。在北京，奧運會后無證商販造成的街頭臟亂明顯增多，一些商場、集市附近和過街天橋上，無證商販隨處可見，反而是城營人員要么行蹤難覓，要么不管不問，似乎他們與無證商販已強弱倒置，彼此相安了。
　　同情和幫扶弱者是社會的良知，也是輿論可貴的天性，但這種幫扶應當有法律底線，而不應是無原則的聲討或聲援。如果輿淪對弱勢群體的支持變成對違法行為的鼓勵，那么最終受損的還是包括弱者在內的所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