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前的物價突漲，看似來得很突然，實際上是發展模式多年累積后，諸種內外因素集中爆發的規律性結果。
漲！雖然2010年還沒有結束，但早已有好事者將其選為今年的年度漢字。
從10月份CPI“沖4”，到11月份CPI“破5”，一次次數據的公布，就“猶如一顆顆重磅炸彈引爆，市場十分震撼”。
除了百姓感受最深的食品外，汽油柴油、有色金屬、煤炭、棉花、鉀肥、快遞，等等，也是“漲聲一片”。
遭受煎熬的不僅是普通百姓，通脹壓力的上升變化也對國家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在控制通脹預期和保持經濟增長之間取得令人滿意的平衡，并不容易回答——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風險、中國經濟仍未進入新的增長通道、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各經濟部門冷熱極度不均一個個紛繁復雜又相互交織的難題，宏觀調控，可謂“多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們看來，引發此次物價突漲的原因很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與我國長期以來的增長模式和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貨幣超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放眼未來，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動下，通脹或將成為一種長期壓力，對此，宏觀的對策在于，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削弱通脹威脅。
金融危機+美元霸權
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且不僅來源于中國的貨幣。此前，對于10月份CPI的飆升，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就直言“美國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已成為國內物價上漲的新推手。”
金融危機后，美聯儲連續兩次采取量化寬松政策。11月推出6000億美元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輪量化寬松結束，美聯儲購買了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累計1.725萬億美元左右。兩者合計，給全球市場釋放了2.3萬億美元流動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國經濟“如自由落體般崩潰”，卻導致大量資金涌入大宗產品市場，加上新興經濟體率先復蘇所引發需求預期，大宗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據美銀—美林證券的估計，在美聯儲推出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銅以及貴金屬等商品價格上漲了約15%。
此時，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未能成功啟動發達經濟體內部的投資和消費，反而導致本幣貶值，過剩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加速流入新興經濟體，引發資產泡沫，刺激這些地區的通脹率先回升。在新興經濟體中，中國作為主要的大宗商品進口國和潛在匯率升值國，熱錢涌入和輸入型通脹的壓力尤為明顯。
于是，與上次全球性通脹不同，此次“東邊日出西邊雨”：一邊是以美歐日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失業率高居不下，持續面臨“通縮”風險；另一邊則是新興市場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脹迅速抬頭。
不過，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的張茉楠眼中，這只是問題的表面。
“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之所以會成為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泄洪區’，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是全球貨幣政策的實際制定者，美元霸權的全新模式在驅動全球經濟，中國也被完全納入到美元的全球循環之中，而危機中的美國恰恰在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來轉嫁危機。”
她向本刊記者闡述道，一方面，美元不再有黃金儲備的束縛，其支柱虛擬化為美國提供的債券和金融資產，為美國大規模對外提供流動性打開了大門，造成了全球空前持續性的流動性膨脹。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此時，憑借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在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資源的同時，也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納入到美元的環流之中。
“當今的貨幣制度賦予了美聯儲以全球中央銀行的權利，卻沒有任何有效的責任制度約束。”張茉楠談到，美國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已經導致全球系統性風險，環流當中的其他國家只能被迫承擔通脹的煎熬。
2010年，中國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元霸權的掠奪力量。
貨幣超發+經濟“泡沫化”
采訪中，多位專家一直強調，此次物價突漲，除了國際通脹的輸入和全球資本的流入，中國自身快速增長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也是重要的推手。
“中央政府4萬億的緊急救助計劃以及與之配套的相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大大地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量。這些貨幣即使完全進入實體經濟也不會一下子全部用掉，人們會為暫時閑置的資金尋找用途，這些貨幣會進入虛擬經濟、流通領域、房地產市場，會整體地推高物價。”在有關專家看來，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學邏輯。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動性也不是一時累積的。”因此，如果僅將中國市場上過剩的流動性怪罪于應對金融危機爆發的措施，仍有不足，這里有中國發展模式的必然性在。
“這是一個常年貨幣超發的累積效果，不是某一個時點貨幣發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機這兩年貨幣信貸膨脹的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如此表示。
統計數據顯示，自2002年以來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年均增長率保持著23%的水平，截至今年9月底，M2的供應總量達到了69.64萬億元，遠超過美國的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國的1/3。
在西方經濟學界，一般采用貨幣供應量和GDP的比值來衡量貨幣是否超發。目前來看，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貨幣供應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興市場國家則相對較高，貨幣供應量一般為GDP的1～1.5倍，超過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底，中國的GDP總量為26.866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的貨幣已經屬于絕對超發。
那么，中國貨幣超發為何持續多年呢？在專家們看來，這里面首先是存在一個“貨幣被動超發”的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重工業的依賴性很高，我國目前的投資率超過40%，遠高于其他國家水平。”張茉楠表示，大量投資的結果就是產能過剩，而過剩的產能只能由國外需求所吸納，這就成就了“外貿依賴”。
如此一來，龐大的貿易順差加上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以及無孔不入的“熱錢”，一起匯成進入中國的外匯洪流。在人民幣穩定匯率目標的硬約束下，央行不得不動用基礎貨幣大筆購匯，一方面形成巨量國家外匯儲備，另一方面就對內轉成越來越多的廣義貨幣存量。
“從數據上看，自2003年開始，中國每年市場被注入的凈頭寸都是大劑量的。盡管這段時期中國央行很忙，但依然無法對沖掉外來之水。我們知道，這個注水泵叫‘外匯占款’。”劉煜輝說。
根據不久前公布的數據，10月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高達5190.47億元，創30個月來新高，環比大增79.27%。
對此，張茉楠直言，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已經達50%以上，成為影響我國基礎貨幣供應最主要的因素，貨幣超發的外生性風險急劇放大。
不過，從更深層次分析，中國式的“貨幣超發”是由多年來經濟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不僅原有的經濟領域體量迅速增大，而且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原有體制束縛的放松，不斷涌現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市場領域，而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貨幣發行作為支撐。
“這就如同種地，不僅是把原來農田的單產提高了，而且還開辟出了許多新農田，這些新農田必然需要有足夠的水來澆灌，否則就不會有任何的收成。”一位專家形象地說。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依照西方經濟理論所計算出的所謂“貨幣超發”，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對中國而言，一定程度的“貨幣超發”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此種行為雖持續了多年，卻并沒有必然地引發通脹。
那為何偏偏在此刻通脹壓力卻急劇加大了呢？
答案還需從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上來尋找。張茉楠分析認為，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
但是近年來，由于紅利的減少，勞動力、土地、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以及過剩產能之間的激烈競爭，使得制造業行業利潤率越來越低，不僅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紛紛“逃離”實體經濟，一些大型國企也“不甘寂寞”，當這些資產領域產生的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或者成倍超過制造業的利潤率時，它就會導致制造業的空心化，從而引起大量資金“出逃”制造業。
“這意味著，作為經濟植被的制造業和民間實體投資越來越貧瘠，整個經濟的蓄水能力下滑，一遇到洪澇災害，水就沒地方去，一旦再擠壓房地產，即使一點點的水，也會引發物價的泥石流。”
她強調，“本來，如果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能夠順利實現，經濟就會重現健康高速增長的情形，過剩的流動性也會找到新的‘歸宿’。但眼下，產業升級的過程并不順利，超發的貨幣要么繼續吹大泡沫，要么充當投機資金，結果都會加大通脹的壓力。”
劉易斯拐點+要素價格回補
即便沒有貨幣超發，中國依然有持續通脹的可能。
“當前的通脹壓力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長期以來失衡要素價格的一種回補。”張茉楠表示，從全球范圍看，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落后，只能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深加工產品交換，而由于國際競爭激烈以及現有國際價格體系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產品被迫接受較低的價格，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要想生存，只能寄希望于較低的生產要素價格，而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些生產要素包括成本較低的勞動力、低估的人民幣及各種資源類生產要素。”她表示，這些價格被低估的生產要素成為近幾年中國投資、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情況正在發生改變。
比較流行的說法是，隨著中國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接近尾聲，曾經的人口高紅利時代或將面臨終結。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將面臨經濟學界所說的“劉易斯拐點”：即多數發展中國家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緩慢；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工業若要繼續吸納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從而推動社會總體通脹水平的提高。
從目前來看，國內城鎮化水平已經接近50%，新增勞動力的減少正使得勞動力價格彈性增大。實際上，近年來工資上升加快正在一波接一波的“民工荒”浪潮當中顯現出來，再加上政府對能源、資源價格機制理順的要求以及節能環保成本的提高，都會對物價上升形成額外的推動力，并最終轉變為真實的通脹感受。
“2003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的一大動力來自食品價格。”劉煜輝談到，一般人很容易把農產品漲價與短期供求聯系在一起，比如氣候和自然災害。
“但最近十年來中國大多數農作物的價格都能畫出很明顯的趨勢線，而短期因素是無法畫出趨勢線的。”因此他認為，中國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關鍵是存在趨勢性因素——人工，“這就不難理解耗費勞動力大的農產品價格漲幅大，如棉花、蔬菜的價格漲幅遠大于谷物的價格漲幅。”
不過在他看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后，似乎不僅僅是由于漸行漸近的“劉易斯拐點”，更直接的原因，是近年來資產價格的大幅提高。
“當劉易斯拐點迫近之時，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而常年的貨幣超發所致的經濟泡沫，使得這一切來得更加急促。本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的釋放或可以更均勻、更持續一些，甚至我們廣袤的國土和區域差異可以使得這一過程有足夠的縱深，但當下內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時快速地上漲。”他說到，“我們不得不回望貨幣泡沫，某種程度確是泡沫吞噬了中國的要素紅利。”
調結構+降速度
隨著CPI不斷創出年內新高，通脹預期被推至“風口浪尖”。為了穩定物價，保障群眾日常生活，從11月中旬開始，國家密集出臺措施平抑物價，全面向通脹壓力“開戰”。
先是“國16條”出臺，后是六個國務院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督促檢查工作，同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糧食局等部門也加大了糧、糖、油儲備投放。
顯然，行政手段只是臨時措施，因此，為了應對流動性過剩，經濟手段也有了新的動作。于是，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和加息接踵而至，貨幣政策正式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
然而，管理通脹預期，仍然需要戰略性部署。
“對付經濟周期性的小型通貨膨脹或可以用貨幣政策搞定，而對于中國這種由經濟結構發生質變而導致的通貨膨脹不能單單從貨幣政策上做文章。”張茉楠認為，由于貨幣政策某種程度上失去獨立性，中國想以量化緊縮對抗美國量化寬松效果未必盡如人意。
“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根基深、治理難度大。從目前對流動性成因和傳導機制的分析，流動性尚無‘拐點’。短期內，央行可繼續通過準備金率、央行票據、資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貸款擴張，抵御熱錢，但是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和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她說。
更重要的一點在于，此次通脹壓力加大的成因，不僅僅只源于過剩的流動性，更與我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當前的發展階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例如，當前要素價格上漲以及勞動力成本上漲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必經階段。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將面臨價格上行的壓力，并且這種價格上行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而這也恰恰是國家上調明年通脹預期指標的根本原因所在。
針對這一狀況，有專家表示，要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給通脹預期造成的壓力，就必須要對現有的財富分配制度進行改革，讓社會財富更多地向提高勞動者收入方向傾斜，這樣既可以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提高其應對通脹的能力，又可以在滿足勞動力成本提升這一客觀要求的同時，不至于推高未來通脹預期。
舉例而言，企業的營業收入大體由利潤、稅收和成本三部分構成，而這也往往決定了商品的價格。因此如果成本上升，企業一般都需要通過提高價格來保持一定的利潤，從而也就增加了社會通脹壓力。所以，在成本上升的同時，能夠減少部分稅收的話，企業就不必提高價格，社會的通脹壓力也自然得到緩解。
不過在張茉楠看來，從更長遠的角度分析，未來中國要有效控制通脹，就必須重新審視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擺脫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對沖操作模式。要以解決內部失衡為主要著力點，化解引發中國通脹的結構性矛盾。
“管理通脹預期要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關鍵是要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提高勞動者收入，讓勞動者收入的提高跑贏通貨膨脹，這才是正道。”她談到，其實西方國家在處理上個世紀的滯脹時也是通過采用“供給學派”的方法，鼓勵企業更新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得以成功，而這個方法同樣適用于當前的中國。
“雖然結構調整往往意味著經濟主動地有效減速，但對于未來中國的發展而言，必須要忍受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劉煜輝最后表示，“現在的發展速度是違背經濟內生規律硬推上去的，若施以重手擠破泡沫，很多棘手的問題會立刻化身為幽靈從蓋子下冒出來，在沒有把握處理的情況下，只能捂住，但誰又能保證更長的時間內，這些幽靈不會進一步演變成更加難以對付的魔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