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各國貨幣之間的“關系”越趨緊張，究其根本，主要原因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后，均日以繼夜地奔波于如何盡快恢復經濟復蘇的浪潮中，而貨幣成了它們支持經濟復蘇中的一張王牌。
    目前，美國經濟復蘇處于關鍵時期，而QE3的預期日益漸強，貨幣戰爭會否爆發，分析師指出，預知未來，需以歷史為鏡，其中貿易因素和通脹憂慮值得關注。
　　回顧歷史，自金本位制于上個世紀30年代退出全球視野之后，市場紛紛擔憂會引發貨幣戰爭，而這最終成為現實。
　　從1930年到1938年來，20國家先后將本幣“一次性”貶值逾10%，如法國、希臘和西班牙這些國家更是在1938年之前進行了超過5次的貨幣“手術”。
　　而這一舉措的銷聲匿跡發生于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那時該國貿易量大幅萎縮近1/3。
    專家稱，貨幣競相貶值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各國都想將可能產生的“惡性循環”借由提高關稅來抵消，然而，這引發了各地區之間的貿易壁壘。
　　更為重要的是，事實證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即以各國貨幣釘住美元匯率的貨幣制度崩塌后)，牙買加體系應運而生，即浮動匯率橫空出世。
　　1973年，第一石油危機爆發，西方經濟陷入混亂，浮動匯率卻在衰退和混亂中表現良好。1975年西方六國在首次首腦會議上紛紛表示接受現實，放棄重建固定匯率的嘗試，形成決議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改章程，承認浮動匯率。
　　此外，分析師認為，國際貨幣制度無論如何改頭換面，各國的出發點始終是該國的“內因”，而從這個角度出發，上述所提及的貿易問題就顯得十分渺小。
　　該分析師指出，在處理本國經濟問題時(內因)，免不了動用貨幣政策，然而從歷史上觀察，各種國際貨幣制度均無法很好地平衡經濟難題，在通脹和通縮方面尤其明顯。
　　1930年，各主要經濟體大多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而金本位制沒有反應出這一影響，而據此產生的通縮問題慢慢浮出水面，當時的英鎊則深受其害。
　　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通脹問題又難以解決，1961-1967年間，美國通脹率自年率上漲1.5%飆升至3.5%。
　　但也有“正面”例子，在處理固定匯率制導致的通脹風險上，德國的表現最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德國馬克成為第一個兌美元貶值的貨幣。
　　另一方面，主要經濟體的外匯儲備以及貨幣立場是各國可能競相貶值的另兩個隱患。
　　今時今日，盡管美元在各國儲備體系中所占的比重仍高達62%，但已經不再是全球儲備貨幣的唯一選擇，歐元、英鎊甚至是人民幣均漸漸成為搶手貨。
　　反觀美國方面，QE2引發的美國貨幣政策“反對潮”加劇了各國對于美元的不信任，因外匯儲備縮水和不平衡的貿易帳任誰都不愿見到。
　　分析師稱，美國在享受弱勢美元帶來的益處時，加大了貨幣戰爭的可能性，若未來QE3出爐，或再次引發貶值潮，而這不利于全球經濟復蘇，由此導致的問題將陸續登場，其中包括全球熱錢紛飛等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