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凡是經濟發展良好，而且秩序也良好的地方，都是有可學之處的，新加坡當然也不例外。但是，學新加坡，要學人家的可學之處，把這可學之處的東西拿來裝備自己，約束自己，作好向民主法治社會過渡的準備。
    中國官員喜歡學新加坡，據說每年都有大批的官員去新加坡進修，有的還拿學位。新加坡經濟發達，雖然政治民主口碑不佳，但治理狀況良好，老百姓大體各安其位，法制意識超強，說那里的人個個奉公守法也許有點夸張，但百分之九十以上自覺守法肯定是沒問題的。一個經濟發達，而且秩序井然的華人社會，對于中國官員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畢竟新加坡僅僅是個彈丸之地，一個港口城市，位于馬六甲海峽的要道，得天獨厚，可以借過境貿易自肥，跟中國有著天壤之別。中國的治理若要學新加坡，似乎天然的條件就不具備。換句話說，國情有嚴重的差異。
　　當然，中國學新加坡，如果照搬他們的經驗，自然不行。尤其他們的治理經驗，放在中國，基本上屬于風馬牛不相及，方鑿圓枘對不上。但是，作為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階段，一個法制化的后威權體制，新加坡目前對中國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在我看來，新加坡的成功，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他們有一個理性的官僚體制，二是有一個具有威信的法制結構。事實上，不是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保證了新加坡的穩定，而是這樣兩個制度化的成果，維持了新加坡幾十年的繁榮。
　　盡管相當多的中國人對民主有著高度的熱情，但是，作為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帝制歷史的古老大國，無可否認，建設民主體制，路還是相當長。在經歷了高度的專制的過程之后，社會極度萎縮，民眾是以原子狀態生存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經歷一個比較長的公民社會發育期，民主制度即使建立了，民主也難以實現。在后威權時代，經過一個法制化的過程，逐漸養育公民社會，不失為一條穩妥的道路。
　　事實上，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當政者的確有意走法制化的道路，明顯有政治問題法律解決的設想。一度中國的法律熱、立法熱，都跟這種路徑選擇不無關系。按照這個路徑走下去，法制化是可以期待的。只是近年來，法制化的過程似乎遇到了障礙，不僅道路的選擇遇到了瓶頸，連司法的技術改革，也出現停滯。依法行政的口號，已經提出多年，在剛提出的時候，各個政府部門還緊張了一段，著手學習和應對，但是，后來居然沒什么人提了。曾經相當惹人注目的民告官，也基本偃旗息鼓。只是在這幾天，國務院才舊事重提，再次強調依法行政。
　　另一方面，像新加坡那種理性的官僚制，在我們這里，似乎連雛形都沒有。雖然在壓力體制下，中國的官僚制效率還不算低，但卻問題多多，尤其是腐敗問題，迄今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加以遏制。各地紛紛出臺的反腐高招，有印臺歷的，有制作反腐電腦保護屏的，還有做廉政操的，聽起來都像是鬧劇。監督腐敗的機構，沒有哪個國家有我們這么多，紀委、反貪局、監察部、審計部門等等一長串，但反腐的效果，卻難以恭維。中國目前官民矛盾尖銳，沖突嚴重，已經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最主要的毒瘤。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腐乏術。而反腐乏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始終沒能建立一個理性的官僚制。
　　就目前而言，盡管也實行了公務員考試，也部分地推行了官員的公推公選，但是，從整體上看，官員的選任制度，還遠遠沒有法制化。官員的進出和升遷，人治的因素依然很重，很多地方，都是黨政一把手說了算，即使組織部，也只能進行選任的技術操作。因此，人事的腐敗，實際上是最大的腐敗。不僅如此，我們的行政機構，在政務操作上，也有著過去時代太多的痕跡，離法制化程序化距離甚遠。很多地方到現在依然是運動行政思維，周期性搞運動，緊一陣松一陣，全無一定之規。同時，權大則口銜天憲，制度規定再好，也架不住領導一句話，領導一句話，制度門檻和禁令都會被踏平。
　　吊詭的是，我們這么多官員去新加坡學習，卻很少有人學到了守法、守規矩，學到嚴格遵守程序的新加坡官員的行為方式。只羨慕人家管老百姓管得嚴，人家的老百姓聽話。但是，在人家那里，官員更守法，更講究程序的風格，卻被我們的官員有意淡忘了。回來之后，照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么高昂的學費，看來是白交了。
　　這個世界上，凡是經濟發展良好，而且秩序也良好的地方，都是有可學之處的，新加坡當然也不例外。但是，學新加坡，要學人家的可學之處，把這可學之處的東西拿來裝備自己，約束自己，作好向民主法治社會過渡的準備。

    注：本文作者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