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接連兩次的樓市調控政策凸顯了政府穩定房價、體恤民生的決心，令人甚感欣慰。但欣慰之余，我們也不應忘記思考如下問題：為什么我國使用了最嚴厲的調控政策，卻依然潑不冷滾燙的樓市？為什么許多國家基本沒有調控，但房價卻波瀾不驚，不能成為投機家的樂園？為什么房價上漲的沖動始終存在，稍不留意它就會像魔鬼一樣跳出潘多拉盒子？為什么中國經濟始終糾結于樓市？
城市化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趨勢，但一味的大城市化卻是一個危險的歧途，這其實就是刺激購房剛性需求不斷滋生的溫床。當前，我國大城市化現象愈演愈烈，大城市往往利用自己先天的文化、經濟、政治等天時地利條件，與中小城市爭奪優勢資源，不管是基礎能源產業，還是制造業、服務業，統統不放過，自己留下肥肉，只讓中小城市喝湯。結果，大城市的產業“大而全”，致使人口爆炸式增長，教育、土地、醫療等資源非常緊張。
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只有一個汽車城，但在中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沈陽、成都、武漢、南京、杭州……哪個大城市沒有汽車產業？哪個大城市不是千人一面？哪個城市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質化大產業的空前集聚，助長了大城市在空間上的迅速膨脹。于是，購房剛性需求就這樣不可遏制地產生了。加之大城市是投資熱土，地價和房價畸高，一經熱炒更是高不可攀，令普通老百姓怨聲鼎沸。
另一方面，大城市房價對中小城市房價又具有標桿意義，前者高則后者高，前者降則后者降。
大城市化在抬高房價的同時，也產生了環境污染、資源緊張、交通擁堵、貧富差距懸殊等頑疾。因此，當務之急是調整城市化方向，防止“大而全”的大城市化，發展有產業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中小城市。這首先要遏制大城市的投資沖動，需要中央和各地出臺有約束力的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規劃。
也許我們可以采取另一種調整城市化方向的做法——讓城市化減速，這既可以降低購房剛性需求，又具有可操作性。我們有必要處理好以下問題：在這個農民工都有些稀缺的年代，我們能否在城市里少發展一些低端加工產業？我們能否讓一些本來是種田能手的農民工回歸土地？我們能否讓農民慢慢地城市化，而不是突然間融入城市？
在近似瘋狂的樓市面前，政府當然要進行調控，而且進行三次、四次調控都不為過。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調整城市化方向，遏制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