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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周，很多中國富豪陸續收到一份神秘的邀請信，這封來自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的私人信件，邀請中國的富豪參加一個私人聚會。
收到這封信的SOHO中國CEO張欣，很快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這個“榮耀”，而有些富豪選擇了拒絕這個“令人擔憂”的邀請。
邀請信大致內容：我們邀請你們參加一個會談，討論巴菲特與比爾·蓋茨的慈善理念、做法和在美國的經驗，希望與在中國的慈善事業的人進行交流……
來信
邀約給那些中國富豪們帶來的壓力遠大于榮耀和喜悅。
蓋茨基金最近陸續接到來自這些嘉賓的詢問電話。他發現，雖然邀請信中特別提到了兩個承諾——一個是不會要求承諾捐款，不會有任何壓力；第二是保證這是私人聚會，不會有媒體參與報道。
那些受到邀請的中國富豪還是有人打電話給蓋茨基金在北京的代表處，確認“真的不會在會上要求任何捐款承諾”后才答應“愿意來。”
原因很簡單，此前三個月，晚宴的主人蓋茨和巴菲特向美國的世界級富豪發出了
“慈善捐贈誓言”的倡議，40位富豪隨后承諾在去世后將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捐贈出來，其中兩個人甚至更改了遺囑。在此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巴菲特親口宣布，自己將和蓋茨一起到中國和印度“推廣”這個捐贈誓言。
“我猜想很多人都對是否要捐錢的問題感到擔心。”葉雷說，“事實上，那個(慈善)承諾只在美國進行。”
蓋茨和巴菲特在中國的這次
“慈善聚會”緣起去年11月蓋茨的一次私人訪華。
葉雷回憶說，在蓋茨訪華前一周，他接到比爾·蓋茨的電話，要求他為自己在中國安排
“與幾個做慈善比較領先的人見面”。
會面最后在凱賓斯基進行，在座的包括“中國首善”陳光標和其他幾位中國富豪。“在聽了幾位中國富豪的介紹后，蓋茨就表示希望和中國有能力做慈善的人做一些‘交流’。”葉雷說，當時蓋茨決定和巴菲特一起在中國做一個大型的活動。“原來活動暫定在今年3月，后來因為兩人的行程沖突，才延期到今年9月。”
邀請中國富豪“放心”參加聚會，還不是葉雷和蓋茨基金會中國項目的同事們遇到的唯一難題。
早在兩個月前，比爾·蓋茨向他的基金會表示，在中國的活動他們希望采用和美國舉辦的慈善聚會不同的形式，用“一網打盡”的辦法，爭取“在相對短的時間里，見盡可能多的人”。
核心小團伙
這似乎不是一個艱難的任務。
2010年
《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陸有64人上榜，居美國之后排名第二。同年4月，《2010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內地資產超過千萬的富豪達到87.5萬位，其中資產超過億元的富豪為5.5萬位，資產超過十億元的有1900位，超過百億元的有140位。
從這100多位候選人中挑選出一些人來應該并不困難。但問題并不像蓋茨基金會在西雅圖總部的慈善聚會項目組和葉雷期望的那么簡單。
根據蓋茨的要求，他希望會面更多的是“對話”，與中國富有的人和已經有慈善基金的富人交流有關慈善的理念。更希望聽到中國除了拿出錢外，還有哪些方面能做些工作，比如為有關組織做一些能力建設，或建立一些合理的監管或支持制度。
也就是說，在這個大約4小時的聚會上，蓋茨希望最大限度地聽到有關中國慈善產業的情況和經驗。甚至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與慈善有關的“智囊團”和
“工作組”，“結交一些朋友，以后做深入的討論。”
實際情況是，在中國，有些財富排名靠前的富人幾乎沒有做過慈善，有些“巨富”并不在排行榜上，有些做過慈善的富人排名也不靠前。
按照財富排名進行邀請的方式很快被放棄了。
“我們爭論了很久。”葉雷說，“最初決定主要選擇那些對慈善感興趣的人。而且并不是看誰給的錢最多，而是看誰的錢用得更好。”
邀請對象被確定為三類，第一類是有慈善經驗，不一定是捐錢最多的人，而是能組織其他人一起做慈善而且做得比較好的人和設有慈善基金會的富人，(這類人被作為非正式的伙伴，擺在最重要的邀請之列)；第二類是純粹的有錢人；第三類是少數幾個中國大企業的老總，因為中國慈善捐贈的款項，以企業名義捐的比以公司名義捐的更多。
最終產生了一個50-60人的名單，上面的富人絕大部分都有過慈善舉動，有些人捐錢的比率甚至比蓋茨還高。
為了
“能更近距離地與中國做慈善做得比較出色的人溝通”，除了這個50-60個人的聚會，最終還可產生一個“顧問組”，這或由5-7個人組成，他們將由比爾和巴菲特親自發出郵件邀請。在會前或之后與蓋茨和巴菲特進行小范圍交流，并在未來形成一個不定期進行溝通的“聯盟”。
不過，這個做法還在論證之中，未知最后是否成行。
葉雷表示，雖然這次慈善聚會的形式與美國不同，達成的目的也很“初級”，但這實際上會是中國慈善工業對外交流的一個開始。
蓋茨和巴菲特對中國慈善產業的興趣，有可能給中國的慈善系統的機制和管理模式帶來一些建設性的推動。而對于中國新興的富豪階層和擁有私人基金和慈善家們，除了捐款以外，他們將有更多的方式推動事情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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