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正對著陸家嘴樓群，劉慶把影印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往老板臺上一拍，攤手訴苦：“這老美還把我寫成一個‘大黑客’，甚至和年初攻擊Google的‘極光行動’聯系到一起。”
　　今年三月號美國《外交政策》刊載了《中國黑客軍團》(China’s Hacker Army)一文，推測Google、 Adobe等上百家公司去年冬天受到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策源于“松散的牛仔式黑客組織”。一個網名為“Sharpwinner”的中國男人，在文中被指認為重要頭目，并配發了一張肖像照。
　　照片上的“Sharpwinner”，套著件黑汗衫，裹著紅色頭巾，正坐在電腦前刷屏。如今，年屆三十的他，仍是一張細白的圓臉，只是頭發打理得根根畢立，在黑色修身的襯衫下，肚子稍微有些隆起。
　　“那是以前錄《紅客風云》的時候，電視臺擺拍的。現在我們‘紅客聯盟’搞網絡安全已有八年了。”身為上海某網絡安全公司CEO的劉慶，為了與黑客撇清關系，正準備材料，打算起訴《外交政策》雜志，“老美侵犯了我的名譽權、肖像權，抹黑了‘紅客’形象。”在劉慶看來，“紅客”與黑客是不同的，前者是紅色的，愛國的。
　　紅客的聲名始于1999年5月，在中國駐前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后，美國白宮網站首頁被插上五星紅旗，這一舉動張揚了一個“刺刀上帶著思想”的中國“黑客”群體的存在，引得境外媒體大嘩。其實，最初的“紅客”基地——中國紅客之祖國統一陣線，是創始人Lion(網名)在美軍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新聞播出后，半小時內趕制出來的。
　　1999年到2001年間，中日、中美頻繁的外交摩擦，讓“中國紅客”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朝日新聞》等媒體上頻遭曝光。2001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引發的大規模黑客入侵，更被“紅客”冠以“第六次網絡衛國戰爭”之名，以至于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將其信息系統面臨威脅狀況的等級，由“一般”提升至A級(威脅等級最高為D級，整個軍方系統將全部關閉)。這一戰，也迅速讓“紅客”成名。2002年，美國一家情報公司iDEFENSE甚至制作了60多頁的中國黑客分析報告，呈交美國政府。
　　據“紅客”BEYOND憶述，當時以人海戰術“黑掉”美國網站的“紅客”，大多只掌握了PING等初級技術，幾十個戰斗小組很快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土崩瓦解。2004年，隨著Lion等骨干成員的退出，“紅客”幾乎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十年過去，劉慶的網絡安全公司打著“紅盟”旗幟，儼然充當起“紅客”的“法定繼承人”。而在他背后，中國黑客則掙扎在身份失焦、利益博弈和前路未卜的生存境遇中。
 
　　“紅”與“黑”的身份之辯

　　在記者采訪中，一位圈內人士氣憤地說：Lion的退出，很大程度上是被劉慶氣走的。2003年，劉慶創立“中國紅客大聯盟”網站，與原先的紅客大本營——“中國紅客聯盟”并駕齊驅，同時搶注了“紅盟”商標。這支自行其是的“西路軍”，并未得到bkbll、Redfreedom等參與了2001年中美黑客大戰的“紅客老兵”承認。
　　在他們看來，“紅客”早在2004年12月，便隨著創始人Lion的告別，退出了歷史舞臺。盡管半年后，以“自衛反擊”日本黑客為口號，短短四個月內在論壇召集到3萬多名“紅客”，一度見到了“紅盟”重組的曙光。但是，“中國紅客聯盟”的網站還是很快被相關部門“遣散”。紅盟解散的悲壯感尚未消弭，受其感染的知識分子、中國社科院網絡與數字傳媒研究室主任閔大洪，曾著文慨嘆，中國黑客的民族主義精神應和了網絡民意。
　　事實上，“紅客”內部的分裂滋長已久，劉慶的自立門戶，出于他一意要走“商業化”道路。這一分歧，早在2000年，便由中國最早的“黑客”組織“綠色兵團”預演了一遍。當時，在一位投資人沈繼中的介入下，北京的“綠色兵團”成員在英屬開曼群島注冊成立了“中聯綠盟”網絡安全公司，從而引發了一場與上海“綠色兵團”成員的命名權之爭。雙方甚至對簿公堂，最終以上海方面始創“綠盟”的證據不足而敗訴。
　　也許是有了“中聯綠盟”的前車之鑒，劉慶才敢先下手為強，挑戰Lion在“紅盟”的權威。1999年進入圈子的劉慶，最初是浙江“鷹派”成員。2000年，十來個萎頓的年輕人，從四川、廣東、湖北等地，秘密趕赴上海市延安東路128弄6號星空網吧，召開“綠色兵團”第一次年會。這次聚會囊括了“中國鷹派”創始人“老鷹”萬濤、“紅客聯盟”的創始人Lion、“綠色兵團”的干將Goodwill等一批在黑客江湖上聲明顯赫的人物。“綠色兵團”、“中國鷹派”、“紅客聯盟”這三個早期知名的“黑客”組織相互滲透，像劉慶這樣從“鷹派”轉投“紅盟”的不在少數。
　　等到“紅客”從民族主義情緒中冷卻下來，劉慶開始以“前輩大師”的身份在黑客論壇上坐而論道：黑客行為的政治性動機已到了讓位于經濟牟利的時候。在他看來，隨著一干中國IT企業如盛大、分眾傳媒、空中網等登陸納斯達克，2003年堪稱為中國黑客走向的“拐點”。劉慶說，“在比爾·蓋茨先生彌補了大部分系統級別的漏洞之后，黑客們把目光轉向各種網站腳本漏洞的入侵技術。網站的安全漏洞暴露出潛藏的巨大利益，一個菜鳥級‘黑客’通過簡單的SQL注入(對數據庫安全漏洞的攻擊)，甚至可以豪奪一家大型網站的系統權限。”
　　劉慶的網絡安全講座，聽眾大多是伸長了脖子亟待入門的“小黑客”，甚至連什么是網絡安全、什么是病毒、什么是木馬等黑客技術ABC，也需從頭掃盲。但對網絡黑色產業鏈的發達，他們都有所耳聞。“我認識一個19歲的小兄弟，2003年就買了一套50萬元的房子，兩輛廣本車”，每次劉慶拋出這樣的案例，聊天室里總會響起一陣聒噪。
　　在這樣的場合里，劉慶避免提及“紅盟”創始人Lion。在5年前，Lion曾因對新浪發起黑客攻擊而獲刑入獄，導火索是Lion所在的網絡公司與新浪發生債務糾葛，起意報復所至。當記者輾轉聯系上現在一家網絡安全公司的Lion(本名林涌)時，對方遲疑了一下，說，“我不是你們要找的那個人。”
　　曾出版《黑客與畫家》一書的頂尖程序員Paul Graham如此論斷：黑客絕非為了優渥的金錢回報而從事技術研究——他們從技術挖掘和突破中享受到了巨大的樂趣，金錢只是這一成就感的副產品而已。然而，理想化的極致不常出現在實際生活中。對于不能免俗的中國黑客軍團，“金錢、欲望、生活才是實在的”，中國鷹派的創始人“老鷹”萬濤說。
　　上一輩“黑客”之間的恩怨，在兩年前加入劉慶公司的程序員向明看來，已富于傳奇色彩。“紅客”大戰美國黑客的往事，讓當年在湖北枝江上中學的他血脈賁張。“讀書時喜歡和人對著干”的向明初中輟學，開始自學黑客技術，能獨立編寫SQL注入、遠程控制、后門等黑客工具軟件，他曾短暫棲停武漢、武昌，而后一路順江而下，只身來到上海。
　　“倒也不是來投奔紅盟，但想到外面會會高手。”向明在劉慶手下，成了一名網絡安全產品的開發員。以黑客技術謀得一個正當的工作，“讓兄弟們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劉慶自解投身網絡安全行業的初衷，“紅盟的牌子倒了太可惜”。

　　“黑”與“白”的技術糾結

　　在劉慶的網絡安全公司，由“紅客”轉型而來的技術員有三位。他們從上千份響應“紅盟”聲名的應聘簡歷中篩選出來，劉慶對屬下的要求是“技術過硬，道德過硬”，他并不擔心這些轉行做網絡安全的“黑客”有洗白自身之嫌，相反，“紅客”在以往“愛國行動”中所營造的聲勢，讓他在拓展業務時更易于取得客戶的認同。
　　2008年加入公司的向明，在湖北的時候，曾做過一陣“游戲外掛”。所謂“游戲外掛”，在玩家手中，是簡化網絡游戲操控的“秘籍”；而在黑客手中，則可以充當植入病毒和木馬的工具。向明起初搞游戲外掛，是網游公司想藉外掛工具，增加游戲對當地客戶的吸引力。“網游公司是我們的客戶，按合同辦事。但后來也常有人私下找我寫，一個游戲外掛能賣幾萬塊，盜游戲賬號的工具也能賣到5000元。”
　　在百度鍵入“黑客工具”，能彈出上千頁搜索結果，隨便打開一個黑客論壇，都有數款“傻瓜式入侵”軟件可供下載，要價幾百到上千元不等。即便“菜鳥級”黑客，也能駕馭這些工具侵入防范薄弱的服務器和個人電腦，謀取非法利益。但黑金的大頭都被倒賣工具的人賺去了，這幫人大多是游戲玩家出身，不懂技術，但有一顆商業頭腦。
　　“在網絡黑金產業鏈中，熟諳技術的黑客其實只是‘打黑工’的。”劉慶解釋說，“像過去有名的‘灰鴿子’病毒，其設計初衷是一款遠程控制軟件，但被惡意破解和篡改。如果我們對它的Web防注入、文件防篡改和網絡防火墻功能加以完善，完全可以用于網絡安全管理。”
　　這種“黑客技術的危害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使用它的目的”的論調，在中國黑客群體浮現之初，便陷于自身的悖論。百度安全工程師、資深黑客“劍心”，曾把黑客技術比作《魔戒》中的黑魔法或白魔法，它的性質取決于主人如何使用。
　　繼之以“紅客”的出現，更加劇了中國黑客的倫理困境：他們希望以政治立場的正義性來博取自己攻擊行為的合法性。經過特殊的歷史時期，“紅客”得以短暫幸存的合法性喪失之后，“黑客”血脈中的“反控制”本色仍難以掩飾。“死硬”如小榕這樣的“第一代原色黑客”，自詡“甘愿做深埋池底的泥。”
　　在中國黑客圈內，表現出高度文化自覺的“老鷹”萬濤，早在“紅客”風頭正勁的2000年，便在中國首屆網絡愛好者大會上縱論了“有中國特色的黑客文化”。
　　這名北京交通大學會計系學生，“半道出家”成為“黑客”，當他興沖沖到上海會見“同道”之時，卻有些傻眼了。“我還以為遇到的會是各方精英”，沒想到他這個大學生是早期中國黑客圈內，鳳毛麟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從興趣出發，萬濤跳離了當時任職的普華永道國際咨詢公司，轉行從事網絡安全。目前擔任IBM首席IT安全顧問的他，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凝神于玻璃缸前，把指尖的魚蟲捻入水中，靜觀被玻璃球面放大的金魚，或擺尾爭食，或無動于衷地游開。
　　他愿意把黑客文化比作一種“左右互搏”之術：為追求個體的絕對自由，而甘于冒險；在挑戰權威的時候，又難免對他人自由的冒犯。作為一種舶來品，它是在西方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土壤里培育出來的，所以，中國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黑客”。對于懷著各種實用主義目的而貪戀技術的黑客，在他看來只會淪為笑柄。
　　“黑客文化是靠著興趣與熱情去做的，而每一個人的興趣與熱情都會隨時間消磨，跟愛情一樣，但它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會用業余時間做，年紀大時，由于家庭等原因，我將脫離這個圈子。”在他的人生規劃中，未來十年是創業和公益之旅。

　　黑客是藥？

　　萬濤今年40歲，牽頭過中國電信、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人壽保險等多個重大網絡安全項目。在網絡安全業界資歷頗豐的他，現在已經能過上“來去自由的生活”，而“松散的組織”是他認定的黑客特質。對于自詡“第二代黑客領袖”的劉慶，他不留情面地認為，“這家伙已陷入自我炒作與吹噓的癲狂了”。
　　劉慶，這個三十而立，剛在陸家嘴置得一套四室兩廳的“紅盟創始人”，在他的湖北老鄉向明看來已然是成功人士。同樣來自城鄉結合部，同樣學歷不高，同樣在青春期迷上了黑客技術，“劉慶已經用它發家致富”。
　　他們耳邊盤桓不去一個尖利而遙遠的聲音，則發自“紅盟”創始人Lion：“我們沒有高深的知識，我只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四年制中專生。我們沒有高深的技術，我們只不過在學習著國外N年前的東西，其實無論網絡還是生活，我們都是孤獨”。
　　今年5月31日，“老鷹”萬濤途經劉慶、向明的老家湖北，前往湖南彬洲的一所中學，為鄉村教師搭建網上培訓平臺，這是他創辦的鷹眼安全文化網(鷹盟網)轉型民間非盈利機構(NPO)之后上馬的項目。“當地的師資力量不強，教師本身的知識儲備不足，很可能會造成青春期的小孩喪失學習動力。有些人就沉溺于網吧，黑別人的電腦玩。”
　　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副總工程師杜躍進稱，2006年網絡黑色產業鏈的規模約為2.38億，造成的損失達到76億，2009年則突破了一百億。“現在的‘黑客’大多搞盜QQ號、銀行賬號、網游賬號的勾當。而早期的‘黑客’，并沒有太大的經濟利益可以通過黑客行為賺取。”
　　但在“老鷹”看來，真正的“黑客”屬于一種原始激情，從來不乏后繼者，而程序語言是其載體。他創立NPO團體的出發點是為了守護純粹的黑客精神，并試圖讓“好黑客”能為網絡安全體系所接受，“黑客不是幻覺也不是蓮花，黑客是藥”。
　　劉慶對這種說法一笑置之：“如果這事能做成，那我支持。”目前他的客戶多是中小型商務網站，年營業額從幾十萬到幾百萬元，“他們只有幾個人，沒功夫分神網絡安全。我們收取的服務費只相當于他們營業額的百分之幾。最近敲定的一單是聯合院線網上售票系統，黑客攻擊致使流量下跌，會讓他們每月損失幾萬的網上成交額。”他在桌上碼開一疊“安全服務合同”，上面除了甲方空白之外，合同金額、乙方印鑒足具。
　　面對網絡安全業務的增長主要依靠危機事件驅動的現實，劉慶的策略是抓住一切機會，在《頭腦風暴》、《我為創業狂》、《和誰一起午餐》等“創業節目”中露臉。他不遺余力地宣揚著“紅盟”是網絡安全守護神，招致現場嘉賓調侃“就像你的體形，自信心是不是也有點發胖了？”但這并未令他收斂高調姿態。
　　任職于IBM的“老鷹”則有一套教科書式的理論，從事件到技術、從流程到風險，“一般是IT發展到一定階段，網絡安全成為業務支撐和引擎的客戶才有這樣的需求。而以小型公司的技術實力，難以企及深入的安全問題。你看看他會給你什么樣的解決方案，就跟醫院忽悠病人似的。你就是個無底洞，這個圈子里能給的東西無非就是那幾樣。”
　　網絡安全業的尷尬，讓CNCERT/CC的專家杜躍進也無法不承認。目前，盡管CNCERT和中國網絡安全測評中心都設有“漏洞庫”，鼓勵民間呈報未發現的漏洞，但收效甚微。事實上，一個有價值的“漏洞”在網絡黑金市場上可以賣到幾十萬元。
　　沒有安全威脅，就沒有網絡安全行業。從“紅客”的聲威大壯到“紅盟”的倒掉，轉而從事網絡安全，以與地下黑金撇清，存在的合法性一直是這個群體所謀求的。劉慶大咧咧的商業路線，或是萬濤精心營建的第三方身份，中國黑客一意要證明他們與整個網絡安全體系共生的能力。
　　“黑客未必技術第一，但他們想象力絕對一流，因為他們專門研究弱點。”在萬濤規劃的NPO遠景中，這些對“弱點”“漏洞”有著天生嗅覺的人，將通過個人自律和與網絡安全組織合作的方式，達成一種“動態的管理”，而這遠非現在僵化的網監管理可以做到。
　　只身闖蕩上海的小“紅客”向明，下班之后回到出租房，仍會習慣性地登錄黑客論壇，那里有他熟悉的ID，有能和他說上話的朋友，有琢磨不完的黑客工具逆向分析。這個不斷自我暗示“堅持做喜歡的事直到成功”的男孩，所信奉的是“要有別人沒有的技術，將來才能開一間別人扳不倒的網絡安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