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注意到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撰寫了一份關于我國今后十年財稅體制改革的戰略取向報告，充分地兼顧了今天社會上下所關注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協調關系。
　　但是，我感到情況沒有那么簡單。甚至認為財稅改革應該謹慎推進，等到社會上下形成“共識”、至少在經濟基本面由政府主導型的“輸血型”經濟復蘇狀態轉變為市場推動型的“造血型”狀態時再啟動，否則，倉促改革，很可能會出現市場過度反應，比如，新興市場國家曾經經歷過的“資本逃避”問題，往往就是發生在經濟狀況不佳而財稅制度又大規模變動的時期。
　　首先，中央政府要對即將進行的財稅體制改革方案進行全民的信息溝通工作，不能簡單地保證不會增加消費者的稅負或中小企業的稅負，而是要說明為什么能夠起到減負的效果，讓老百姓能夠信服這樣的做法不會引起對富人有利對窮人不利的結果。千萬不能在沒有溝通的基礎上，把設計過于復雜的財稅體系交給人大代表們來投票決定，即使方案形式上合法化了，卻可能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效果適得其反。
　　第二，強調收入再分配功能的稅收制度一定要和其他市場規范制度以及產業政策一起配套執行才能產生真正的效果，否則，會出現最麻煩的激勵機制扭曲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稅負程度的高低本身并不會引起什么麻煩的問題，但是，如果高稅負階層并不能夠從高稅收中分享到他們所期待的高質量的服務水平，比如，提高奢侈品稅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是高收入階層發現政府對消費者保護的能力不足或力度不夠，使自己遭受了假貨、次貨或不到位的售后服務這類不愉快經歷，那么，這批消費者就會走出國門，不僅去“套”國際上的“稅差”收益，而且，讓中國的消費能力流失在外，導致中國政府的稅收效率大打折扣。
　　第三，財政收支的平衡應該還是要從精簡政府部門著手，即減少公共部門過分的龐大和不必要的開支，避免由于政府部門擴張過度導致像希臘等國那樣主權債務危機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