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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藥價問題又熱起來了。以藥養醫是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對醫院生存與發展的政策。我們可以先從我國財政補償制度的演變看以藥養醫的演變。
1951年《關于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統收統支。
1954年，本來政府辦的醫院虧損，應通過國家的財政給予補充，但由于財力所限，不能提供給醫院更多的經費補貼，便制定了——醫院可以通過銷售藥品來增加一部分收入，補充運行中的虧損。
1955年《改進衛生財務管理》：全額管理，差額補助，年終結余上繳。
1960年全額管理，定項補助，預算包干；包衛生部門所屬醫院工作人員基本工資，其他費用由收費解決；結余可用于發展。
1979年，為增收節支，“全額管理、定額補助、結余留用”。
1985年，明確醫療機構具有自主權，實行院長負責制，對新建改建擴建后醫療條件較好的醫療機構，收費可以適當提高，病房可以分等級，不同收費標準。
1988年，定員定編與工資總額掛鉤。
1997年《關于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完善院長負責制，改革衛生服務價格體系，調整醫療機構收入結構，降低藥品收入的比重，醫藥收支分開核算等。
以上變革是一個以藥養醫發展、演變的簡譜。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化，藥品生產和流通領域全面進入市場游戲規則中，藥品的價格隨著原材料的猛增而猛增。但這不是藥價高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最要害的是藥品虛高作價！這就成了“暴利藥”的有力推手！
藥品集中采購制度的本意是減少中間環節、降低藥價。然而這一國際通行的采購模式逐漸在執行層面遭到“異化”。作為采購方的公立醫院，由于長期以來政府補償機制不到位、醫療服務收費偏低，不得不將藥品收入作為維持其正常運轉的主要資金來源。
由于藥品屬于被動消費品，患者沒有話語權，完全服從于醫生的處方。一旦藥品市場沾染了商業賄賂，醫院很容易不再計較藥品的價格、質量，轉而關注各種名目的“回扣”。生產政府定價藥品的企業在零售價不可撼動的情況下，為擠出更多臨床促銷費用，降低生產成本，忽視產品質量，假劣藥品屢屢曝光，生產市場調節價藥品的企業則定出天價，以巨額回扣展開瘋狂的臨床促銷。由于藥品集中采購制度的“異化”，醫院正在上演一場“劣藥驅逐良藥”的悲劇。
要確保醫改最終獲得成功，必須不斷提高地方政府的執行力。今天藥品集中采購被“異化”，主要源于醫改政策與執行的不配套；源于“降藥品價”、“提高服務收費”和“控制總費用”這三項措施沒有同步聯動；源于一些地方政府對醫院的違規行為存在無原則的放縱和姑息。不應當將制度“異化”的責任簡單地歸結于采購制度、中介組織以及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在提高監管能力的同時，徹底斬斷監管者、采購者、銷售者(包括醫院)、生產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已經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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