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仕途從上海開始，2001年他來到重慶。
　　金融危機期間，黃奇帆將惠普、富士康、英業達等IT企業引入重慶，同時創造了重慶特有的加工貿易模式。
    2010年4月2日，黃奇帆在其市府辦公室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將他的這番筑巢引鳳規劃娓娓道來。

　　“危”中找“機”

　　2009年年初，因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民工潮從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城市回流內陸。
　　黃奇帆經過調研，發現筆記本電腦恰恰是高科技領域產生的新的機遇。無線上網技術的更新，使得手機可以無線上網，這是傳統的第二代多媒體手機向第三代的轉型。而筆記本電腦的多媒體信息，都能夠在無線網上傳輸。“每個人把手機當電腦，電腦當手機，筆記本電腦手機化了。”黃奇帆告訴記者，“手機人人有一個，一年要生產7億個。筆記本電腦本來是桌上的東西，如果可以無線上網的話，也變成了人手一個，所以這個量就大了。”
　　說干就干，黃奇帆第一眼就瞄上了惠普公司。惠普是世界級的電腦公司，2008年全球有1.6億臺電腦生產量，惠普占了30%，也就是說有5000萬臺。排在后面的還有宏基、東芝等其他公司。
　　我國代工電子產品的業務一般都設在沿海，黃奇帆倒也不想搶沿海城市的份額，“我們要抓增量。”黃奇帆說，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所有的電子產品都會受到銷售量下降的沖擊，唯獨筆記本電腦因為技術原因，三至四年銷量就會翻番，如果說2008年全球筆記本電腦的銷售量是1.6億臺，那么到2012年會達到3.2億臺。
　　這新增的1.6億臺產能是繼續放在中國沿海，還是放到哪兒？這是黃奇帆動腦筋琢磨的，也是惠普在考慮的增產布局問題。
　　但黃奇帆也明白，“人家也不一定要設在重慶”，“人家以前都是在沿海地區搞加工貿易的，要把它拉來重慶得想點招！”沿海低廉的物流成本是黃奇帆繞不過去的坎。
　　傳統的思路是，在中國沿海繼續搞兩頭在外的加工。也就是說，原來在上海有5000萬的訂單繼續在上海追加單子，加到8000萬臺也可以。
　　但物流成本比沿海地區高幾乎是不可能逾越的先天劣勢。但黃奇帆突發奇想，如果把兩頭在外的加工模式縮成一頭在外，不就直接砍掉了另一半的物流成本了么？
　　所謂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就是國外企業將研發和銷售中心都設在海外，只在中國留下代工制作的工廠，外國企業需要把零部件運到中國，然后在中國加工，加工成成品后再運到國外銷售。其間的物流成本相當大。
　　黃奇帆提倡的一頭在外，正是把零部件廠商同時整合到重慶，讓零部件到整機裝配的流程在同城完成。

　　攻克惠普，解決“雞”與“蛋”的問題

　　在一頭在外的模式里，要同時把品牌商和零部件商拉倒重慶，是個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故事。沒有大批量的品牌商訂單，零部件商不肯過來；同樣，沒有大量的零部件集群，品牌商也覺得成本過高。
　　在這個角度上，重慶提出其物流成本比上海還低，而重慶的勞動力成本、稅收、土地成本本來就比上海低。黃奇帆帶著這個想法去找惠普。
　　惠普的副總裁可能見慣了傳統中國地方官員招商的程序，一開口就問重慶政府準備給多少補貼？黃奇帆說沒有補貼。副總裁笑了，說重慶的物流成本那么高，沒有補貼惠普不干。
　　黃奇帆把這個一頭在外的模式跟惠普一說，副總裁將信將疑，問重慶是否有把零部件商都吸引到重慶的能力。惠普答應可以先下幾百萬臺的訂單到重慶試點一下，黃奇帆說幾百萬的訂單雖說對于重慶也是大項目。但他還是希望得到惠普的更多配合，“如果只搞幾百萬臺，引來零部件商是沒有指望。但是如果惠普下4000萬的單子，那零部件廠商看到衣食父母訂了4000萬臺，一定會跟過來。”黃奇帆這樣回憶他在加州惠普總部的說辭。黃奇帆的堅定和自信獲得了惠普的信任，4000萬臺的訂單落袋。2009年8月10日，重慶市政府和惠普簽約。
　　黃奇帆的胃口還不止4000萬臺。他告訴記者，零部件廠商過來以后，對4000萬臺形成低成本，其他的地方廠商一看這個地方零部件廠商也進去了，也能再加4000萬臺，到時候8000萬的零部件供應基地的規模效應比上海、江蘇等沿海的基地規模還大。“沿海四個省做1億臺，重慶一個城區就做8000萬臺。這個時候，就產生了集群效應。”黃奇帆不掩得意之態。
　　黃奇帆坦言，引入惠普的大項目在媒體上炒得很熱，但是不能簡單地說是重慶的幾個領導跟外商的關系好，靠人脈和魅力把人家引來，而是一個模式的成功。

　　力挑郭臺銘

　　把惠普的4000萬臺訂單拉過來之后，黃奇帆再去臺灣拜訪富士康老總郭臺銘。
　　在IT加工的產業鏈里面，代工環節從來都是臺灣干的。世界級的整機廠商，代工廠商都在臺灣，所以在跟惠普談好以后，黃奇帆于2009年2月就去了臺灣。
　　黃奇帆笑著說，在很多情況下，富士康這樣的臺灣代工廠都是被各個省的領導哄過來的，給予非常高的禮遇，給了不少政策上的優惠。黃奇帆在臺灣的拜訪場景頗能說明這一情形。
　　當時郭臺銘聽聞內陸的重慶市市長前來臺灣找他，也沒當回事，去找他的內地地方領導很多。但畢竟是一市之長，郭臺銘原準備給黃奇帆30分鐘，敷衍過去得了。黃奇帆在郭臺銘的會議室里見到郭臺銘后，也不跟他客套，不到三分鐘的一個開場白就把郭的興致挑起來了。
　　“我今天也不跟你招商，就是給你一單生意。惠普在重慶搞了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理由是重慶要辦理整機一體化。你是全世界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在沿海地區一年造了5000萬臺筆記本的零部件，但是你沒有造過一臺整機。我知道你一直想造整機，但是沒有人給你訂單，我現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萬臺訂單，我如果拿1500萬給你，那你就到重慶可以做整機，讓你做成你原來朝思暮想做不成的事。但我要求你把你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腦兒的帶到重慶去加工，重慶加工零部件的成本本來就比沿海的成本低，你在重慶做了以后，就可以整機加工零部件一體化了。”黃奇帆告訴郭臺銘，重慶不是西部窮小子過來找你招商，是“挑”富士康發財來了。
　　郭臺銘聽了后愣了半晌，說讓黃奇帆等他幾分鐘，隨即叫辦公室主任通知所有副總，結果會議室一下子擠進了十幾個人，半小時的時間變成了三個半小時。黃奇帆和郭臺銘一拍即合。
　　黃奇帆一回重慶，郭臺銘就派了三次代表過來，討論具體細節。8月10日重慶和惠普簽約之后，馬上跟富士康簽約，9月10日就開工。之后黃奇帆就開始跟英業達討論，由于有富士康的珠玉在前，跟英業達的商談很順利，12月26日簽約，1月26日英業達就開工。1月18日和臺灣廣達簽約。
　　英業達和廣達也是做整機裝配和零部件的，可以說惠普效應帶動了整個產業集群，一個惠普加三個世界級的臺灣代工廠商，形成了4000萬臺加工的一個生產線、生產地區的帶動。

　　集群效應初顯

　　惠普和重慶的合作，并不是簽下協議就成功的。筆記本市場的風云變幻莫測，惠普很清楚，如果在重慶的廠房不能及時建好，那么新增的市場可能就成老對手宏基的了。
　　和惠普一樣著急的還有富士康，富士康的對手不是惠普和宏基，而是另兩家代工廠廣達和英業達。對富士康而言，如果能更早地為惠普生產出代工產品，必然能夠搶占廣達和英業達的市場。
　　黃奇帆笑說，富士康、惠普和廣達、英業達，本來關系錯綜復雜，但被他給拉到了一個桌子上吃飯。富士康的廠房2009年9月開工，一年時間內能出產品。但英業達隨即在12月簽約，2010年的1月26日開工，還預計要在8月就趕上富士康廠房建設的進度。
　　隨即，2010年的1月，廣達也跟重慶簽約，準備7月就投產。
　　競爭對手的消息讓富士康坐立不安，立刻找到黃奇帆說，要求5月18日投產。等不及廠房的建設，富士康要求黃奇帆給解決一個地方，讓他們先租下來生產。
　　黃奇帆回憶道，當時開發區正好有一個廠房空著，就直接租給了富士康，讓他們一邊蓋廠房，一邊拉生產線，把市場打開。
　　廣達隨后也在重慶租下了廠房，用臨時廠房和富士康搶奪市場。
　　“他們三家你追我趕，我正好求之不得。”黃奇帆說，現在是市場逼著這些企業加快基建的腳步，不能落后。這比拿出多少錢和多少優惠政策來招商引資更容易刺激企業的積極性。
　　更何況，黃奇帆算了一筆賬：“他們這么一干一下子干出幾千億出來，就要20萬員工，這三家企業，每個企業今年都要先招1萬人。人員招來以后，先到上海、昆山的沿海企業去培訓，培訓完這些人就變成班長了，明年就變成每個人帶8個人、10個人，20萬人就起來了。所以這是一個極大的產業鏈。”
　　集群效應就在一年之間悄然形成。

　　先“引鳳”再“筑巢”

　　談及這次成功的招商引資，黃奇帆的經驗是，要徹底理解從根本上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用創新和改革的思維來看老問題。
　　在過去，出口加工區的審批方式是，不管成功不成功，先批下來再說。弄到批文和地之后，如果當地政府沒有能力引來資金和項目，那就是一塊死地。
　　而重慶的方法在于，先把項目和資金找好，甚至連將來的市場都預計好了，再一次性解決審批的問題。黃奇帆說，他是這么辦的：“我把海關總署和六部委找來，我說我現在來了三個老板，他要跟我做4000萬、8000萬臺電腦，需要十平方公里，這將是中國投入產出最高的一塊地。同時，還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稅，保稅區的功能。你們要給我批。”
　　參與審批的六個部委一開始并不相信重慶能有這么大的動作，但黃奇帆講完之后，第二天，就領著惠普和臺灣幾個代工廠的代表來到六部委調查組的現場，讓企業家自己說他們打算怎么干。
　　項目落到實處，參與的企業又積極性很高，一個月之內，重慶的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就審批下來了。
　　按照王岐山話說，是改變了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的審批模式，變成了“量體批巢”這么一個概念。
　　曾經在上海當過市領導的黃奇帆說到現在的重慶，這么比喻，“這個地方有點像90年代的沿海開發區的那種勢頭”。他的意思是，一切都顯得很迫切。開發區內的幾個企業老總天天逼著他要加快建設的腳步，要盡快地建好廠房、把產能盡可能地放出來。至于就業問題，黃奇帆搖頭，“勞動人事部門跟我反映，盡管我們重慶有幾百萬人到沿海打工，但吸引本地工人也不容易，因為量太大。”
　　黃奇帆說，這一年多的時間，他所經歷和思考的，足夠寫成一本小說了。

    從“經營城市”到“經略城市”的轉變

    2010年1月26日，重慶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選舉黃奇帆為重慶市市長。

    [延伸閱讀]2010年：黃奇帆:重慶經濟社會取得長足進步

    據重慶市代市長黃奇帆介紹，10年里，重慶工業增長6倍，銷售值從1300億元增長到8000億元，工業投資也有10倍的增長；重慶國有企業資產總量從1000多億元發展到9500億元，資產總量為全國第四、中西部第一。

    2002年：黃奇帆:預測重慶十年發展

    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在與全市及中央駐渝新聞單位領導和記者座談時指出，重慶市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未來十年內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長江上游和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