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碰到在中國的老外，他們感到非常迷惑，為什么把在城市里面打工的農民稱為“農民工”？在國外只要在工礦企業工作的員工都被稱為產業工人，而惟獨在中國另有雅稱。我的回答是，這也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弊端，因為這些工人的戶口在農村。
　　中國的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以及他們的二代們雖然長期生活在城市里，但卻在城市的邊緣生活著，有的甚至從小就生長在這個城市，然而他們始終進不了城市的主流生活圈，大部分人在經濟上沒有一定的地位，沒有穩定的工作。他們渴望被人尊重，像城里年輕人一樣正常生活，雖然他們付出的努力比城里的同齡人更多，但他們始終在城市邊緣生活著，他們更不愿意回到已很陌生的農村家鄉。
　　中央一號文件連續七年鎖定三農問題，可見高層對于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重視，但高度重視的背后，卻隱含著三農問題已到了非大改不可的地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推進城鎮化的決定，恰恰是抓到一個抓手，戶籍制度放開和農村主要財產土地問題的解決將會迎來新的機遇期。
　　中國的智囊機構中國社科院日前發表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15年，由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吃了“三年困難”的虧，從此嚴格實行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將農民堵在城外。
　　戶籍制度正是二元分治的籬笆和荊棘，也是中國諸多問題的源頭。比如，中國過度依賴外需建立起來的繁榮，正在遭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圍剿”與兩次金融危機的重創，外需似乎成了中國的假肢，而真正的腿——內需卻受制于二元經濟的束縛，難以真正啟動。
　　戶口管制不僅僅是限制了農村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城市之間資源分配的壁壘。
　　戶籍制度形成城市強勢與農村弱勢的困局，自發地沖破這個藩籬的是農民工。但是，由于沒有體制內的確認，農民工在城市依然處于弱勢地位。
　　事實上，按照市場法則，勞動力是同工同能應當同酬的，但是，體制性的因素人為分割兩種分配方式，壓制了農民工的積極性，也損害了中國內需的基礎。
　　戶籍制度形成了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而農村像非洲。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大步前進，而社會制度確實碎步前進，造成了社會體制落后于經濟體制的局面。農村城鎮難以發展，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小城鎮沒有大城鎮發展的土地優勢，鄉鎮由于財政力量很弱，又沒有像大城市那樣的土地財政的自由度，很多鄉鎮雖然也在發展，但發展速度很慢。
　　即使是城市，戶籍制度羈絆也成了很多勞動力資源難以有效流通的鏈鎖。不僅僅是戶籍制度這一條鏈鎖鎖住了勞動力，行政區域的壁壘也阻礙了要素的流通，很多富裕省份與經濟實力不強的省份就隔一條河或路，但兩省邊界居民的富裕程度卻不一樣，運輸成本的居高不下造成產品價格的巨大差異。正是這種畫地為牢的方式，成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根基。
　　拆籬笆首先要拆戶籍制度，順從城市化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