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天災和市場 漁民要面對三大風險

　　從湖南的岳陽到湖北的武漢，沿途湖泊、池塘、水庫、河溝星羅棋布，波光粼粼。“我們一個縣的水產產量，往往與西部地區一個省的水產產量相當。”這是記者在這一地區采訪時，聽得最多的一種說法。
　　湖北省水產局和湖南省畜牧水產局統計數據表明，即使不計算稻田養殖面積，湖南和湖北兩省養殖水面總面積就在1735萬畝以上，超過100萬戶的“兩湖”養殖漁民，每年為本地和全國提供的水產品總量近500萬噸，這對保障我國城鄉水產品供應至關重要。此外，湖北省統計局對2005年至2007年湖北農民增收數據分析顯示，在大農業范疇中，漁業的貢獻率達到61%，遠超過種植業和畜牧業(均為約13%)。而在湖南洞庭湖區的常德、岳陽、益陽三市，湖區縣市農業總產值中，1/3來自水產養殖。
　　盡管“兩湖”水產養殖在數字上看起來很“強勢”，但記者在一些水產養殖農戶那兒，卻聽到不少抱怨。“養魚的不如種田的，風險又大，養魚的人真的可憐呢！”湖南省安鄉縣安障鄉漁場很多漁民說，養殖成本上升、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是他們面對的三大風險。
　　安鄉縣漁農彭進權等人介紹，他們一年到頭把一池魚養成商品魚規格銷售，每畝純利只有1000元左右。為了維持這個收益，在酷暑季節，必須徹夜不眠地巡視，防止因為魚病、缺氧等問題“泛塘”而血本無歸。

養魚遭惠農政策“遺忘” 群眾很不解

　　湖南省華容縣注滋口鎮養黃鱔的農民李建平是縣人大代表。他說：“這些年來，黨的惠農政策一個接一個，我們生活在農村，搞的是農業，現在困難這么大，為什么享受不到農民的待遇？”
　　湖北和湖南很多水產專家告訴記者，與糧農和從事畜牧業的農民相比，“兩湖”漁民是目前大農業范疇中惟一沒有能享受“直補”、“良種補貼”等各項惠農政策的大群體。
　　漁民周亞平擁有13畝養殖水面和2畝水田。周亞平說，他承包的13畝魚池國家分文不補，但另外2畝水田國家卻補助108元/畝，冬季栽油菜還有12元/畝補助。一年下來，糧田每畝利潤有1500多元，已經超過了養魚。
　　除了在國家農村惠農政策上養殖漁民感到沒有享受相應待遇，在同樣是水產養殖湖北和湖南，地方政策上也沒有“一碗水端平”。在信息時代，一江之隔的“兩湖”之間，“漁民政策”的地方性差異，也正引起漁民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質疑。
　　湖北省水產部門一位負責人介紹，按照湖北省的有關規定，養殖漁民生產用電，一律按照農用電計費價格收取；國家給予的漁船柴油補貼，不論內湖外湖，只要是登記在冊的機動漁船，就能享受補貼。
　　但這些對于漁業經濟影響很明顯的舉措，在湖南洞庭湖區卻是另一番景象。據記者了解，洞庭湖區岳陽、常德、益陽三市，環湖區縣大多有數十萬畝內湖用于水產養殖，其中包括大量精養魚池，必須依靠魚池增氧機等電氣設備。由于電力供應保障程度不高，很多水產養殖大戶，不得不購置柴油發電機發電，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而即使供電，很多養魚池執行的也是工業電價，電價0.8元至0.9元/千瓦時之間。湖南洞庭湖區一般小規模養魚戶(10畝左右)每年用于增氧、加水、投餌等方面需耗電4000度左右，執行工業電價，往往造成成本多支出1000多元/戶。

一些地方的養魚戶 還要交“皇糧國稅”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免除了農業稅后，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上繳”本該成為歷史。但記者在一些地方卻了解到，很多水產養殖農民，在本鄉本土養魚，還要按照300元至400元/畝不等的價格，“租”水面養魚。
　　一位熟悉這一規則的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在洞庭湖區等地的很多養殖水面，是歷史上所謂“湖田甩畝”——也就是地勢低洼、容易遭遇洪澇災害的農田。在上交“公糧”、“提留”的年代，這些土地資源，被縣、鄉鎮、村隱瞞下來，成為了地方上掌握的所謂“袖子地”。這些“袖子地”，很多被引水后變成了內湖養殖魚塘，對外的名義成了所謂“漁場”。這些漁場水面，被鄉鎮、村集體再分片包干，承包給農民。農民每年上交的“承包費”，往往成了相關鄉鎮、村集體收入的主要來源。這種經營模式的“漁場”，在洞庭湖區等地總量龐大。有的水產大縣，就有10萬至12萬畝。
　　很多養魚農戶說，他們在上繳了水面承包費之后，鄉鎮或者村集體“漁場”沒有或者不能很好地用這些錢發展生產、建設公用設施。不僅如此，像湖南很多漁場或者漁村的公路，因為“身份”屬于村辦、鄉辦或者區縣辦“鄉鎮企業”，不能享受通鄉、通村公路的補貼政策，修路多靠養殖戶自己集資。一些水產專家和養殖漁民對記者說，處于這種尷尬境地，不修路，則水產出不去、項目進不來；修吧，漁村(場)集體和個人，往往因此債臺高筑。
　　在這些地方，很多農民對記者說，國家為什么不能參照林權制度改革的做法，為湖區養魚戶“分水到戶”，免除壓在他們頭上的“皇糧國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