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在裝配出口萬向節。	德力西集團工人在低壓電器產品裝配流水線上工作。	安徽機電學院講師陳守恒主動幫助年廣九設計炒瓜子的機器設備。
生產著名回力牌球鞋的上海正泰橡膠二廠。	山東省民營企業臨清市第二色織廠。	2000年8月，由天津華立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制成功的“安福隆--第二代基因工程a-2b干擾素”水針劑正式推向市場。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三十年滄桑巨變。
　　風云激蕩的30年，也是中國民營經濟崛起與發展的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一個對民營經濟從不允許到允許，從不承認到承認，從承認到松綁，從松綁再到放開手腳，鼓勵發展的過程。
　　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突破，還是自下而上的實踐探索、創新以及政策、法律環境的不斷改善，30年來的每個時期，無不顯現中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與基層民眾噴涌而出的創造力。他們之間互為依存、互相呼應。
　　經過30年的磨難，我國民營經濟終于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挺拔地發展起來了，成了一個龐大的嶄新的存在于中國經濟版圖上的新群體，并且擔當起了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點。
　　現在，私營企業占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它創造了中國GDP的約40%，創造了中國GDP增量的約60%；它解決了中國城鎮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大半，解決了社會新增的非農就業的80%以上……它提供了商品與服務，成為徹底扭轉中國短缺經濟面貌的一個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國人民生活質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之希望，成長起像杭州萬向，北京聯想，四川希望，溫州正泰這樣一些大型企業。它們不僅技術先進，而且經營管理優良，企業家的個人能力杰出。他們正在向世界邁進。

在改革春風中“融冰”、破土、萌芽

　　十一屆三中全會吹來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股春風”。
　　1978年，全國個體工商戶所剩無幾，而且大都是修自行車、補鞋的，幾乎沒有什么產值。
　　面對嚴峻形勢，在改革初期，中國領導人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靈活發展策略。中央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思想突破，使民營經濟從恢復生存權、“拾遺補缺”中逐步萌發。
　　有“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三個有利于”這樣的政治智慧，就會有“敢為天下先”、“膽大包天”、“四千精神”這樣的民眾創舉。
　　“一有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群眾創造財富的熱情開始被激發。農民在這一時期構成經商主體。以個體私營經濟為特征的“溫州模式”和鄉鎮集體經濟為特征的“蘇南模式”開始萌生并漸漸馳名大江南北。
　　1980年12月11日，一個叫章華妹的19歲小姑娘，從溫州鼓樓工商所領到了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她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合法的個體戶。這一年，溫州正式發放了1844份個體戶營業執照，他們成為了中國的第一代個體戶。
　　于是，蔚為壯觀的“個體戶現象”出現了。賣大碗茶的、運煤球的、開小飯館的、倒賣服裝的、裁剪衣服的、修鞋修自行車的、裝裱字畫的、賣走私手表雨傘錄音機的……國務院于1981年發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若干政策規定》后，個體戶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國家的正式認可，當代中國民營經濟的萌芽之種由此播下。
　　30年的世事滄桑和起落沉浮對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一個個商業奇才從朦朧的“早春”信息中感受到堅冰的融化，“洗腳上岸”，從幕后走到臺前，譜寫出一個又一個商界神話；也有一批批弄潮兒在風口浪尖上敗下陣來。
　　民營經濟的創業者在發展初期，多數都是農民、手工業者。憑著“走遍千山萬水，走進千家萬戶，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上世紀80年代初，一批“中國第一代創富英雄”，先后踏上務工經商之路，有的很快嶄露頭角。賣棒冰的宗慶后，打鐵的魯冠球，擺攤修鞋的南存輝和邱繼寶，當物理教師的劉永好……這些出身寒微的人物在選擇了新的謀生方式之后徹底改變了命運，后來成為縱橫經濟沙場叱咤時代風云的強者。
　　1980年12月，個體戶年廣久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隨著這一品牌的打響，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鄧小平同志兩次發表關于“傻子瓜子”的講話，年廣久因此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是國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認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
　　個體戶、個體經濟的腰桿子開始硬了起來。社會偏見逐步消除，不少個體戶都成了“萬元戶”，而且有的還被政府戴上了大紅花請到主席臺，對著臺下的群眾介紹致富經驗。
　　民營經濟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末，很多中國人這時已經習慣了個體戶和鄉鎮企業，卻對“雇工八個人以上”的“私營業主”格外警惕。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根本大法再次對改革實踐做出積極反應，確定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

一次次創舉屢屢突破禁區在“破”與“立”中急流勇進

　　民營經濟30年發展史，也是中國人民創業環境不斷改善的歷史。
　　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使中國民營經濟出現停滯。
　　歷史的關鍵時刻，小平同志于1992年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視察，并發表了中國改革史上著名的“南巡講話”。他提出了：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建設的步伐要更快一點，他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確立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給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吃了一顆定心丸。
　　此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受到困擾的改革開放沖開了閘門，激流向東，使民營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在上世紀90年代改革進程中，山東諸城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當時，陳光任諸城市市委書記，在1993、1994兩年的時間內，該市把全市95%的國家和集體企業“賣光”，陳光從此被人稱為“陳賣光”。諸城的做法無疑是“驚天駭俗”，很多人責問：是不是在搞私有化？
　　一位中央領導在經過調查后充分肯定了這個經驗：諸城市通過股份制、“外資”嫁接改造、破產、兼并等形式，加大國有中小企業改革，實際效果顯著。之后的中央文件更明確提出“一般小型國有企業可以出售給集體和個人”的指導思想，促使中國私營企業從1990年的九萬多戶一下子猛漲到成994年初的23.8萬戶，增長170%。
　　諸城事件第一個嘗了“國退民進”這只螃蟹，為推動民營經濟的進程立下了汗馬功勞。
　　上世紀90年代初還有這樣一個普遍現象：出于對“姓資”的壓力和恐懼，很多明明是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私營企業，集體沒出一分錢，偏偏要去打集體的旗號頂著個集體企業的“紅帽子”。一批有名的私營企業家就因此受到連累。
　　1995年，溫州的“鹿運(溫州鹿城運輸總公司)紅帽子”事件——曾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免去法人代表的鹿運公司大股東張朝榮最終重新拿回了正本清源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在中國經濟理論界掀起了一場大討論。此事成為中國民營企業摘掉“紅帽子”，回歸本來面目，明晰產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實現了新的突破，私營經濟從“補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組成部分”。之后，各地都出現了摘掉“紅帽子”，還私營企業本來面目的熱潮。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一次將“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寫入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民營經濟有了真正的保護。
　　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創業熱情被進一步激發，他們開始在各自領域顯露崢嶸，上演了一幕幕轟動全國的精彩劇目：溫州青年王均瑤“膽大包天”，成為私人包機第一人；農民企業家陳金義一舉收購了上海六家國有商店，成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購國有企業的民營企業家；萬向錢潮股票上市，成為中國首家上市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的大戲也由此拉開……
　　這一次次創舉屢屢突破了經濟領域的禁區，無不體現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也使民營經濟得以不斷突破發展空間飛速壯大。

抓住新契機實現破蛹化蝶的新騰飛

　　進入21世紀以來，宏觀政治、經濟大環境不斷出現催發民營經濟的“利好消息”——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公平競爭”的原則促使民營經濟實現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國民待遇”的市場主體的新演進；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更為中國的非公經濟破除了體制性的障礙，民營經濟可以與國有、外資企業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開展競爭；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2005年2月25日，《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正式公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2007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非公經濟“兩個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護和經濟上的“平等”競爭，成為非公經濟發展的新視角，民營經濟騰飛的新契機。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催動下，中國民營經濟進入了超常規發展的歷史時期。
　　民營經濟開始翻開中國經濟向尖端技術進軍新的一頁。一批批民企爭先恐后跨入各地科技園，生產出了從來不敢想的尖端產品。當年因“假冒騙、低小散”出名的“溫州制造”，如今以“德力西”、“正泰”、“飛策”等生產的溫州電器產品，已創造了連助神五神六神七“飛天”的輝煌業績。來自全國工商聯的數字顯示，民營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中堅力量，擁有全國66%的專利與74%的技術創新以及82%的新產品開發！
　　民營企業正大膽邁向曾經陌生的海內外資本市場。2004年6月，深圳中小板開市，浙江新和成成為中小板首家上市公司。在近年來的上市公司并購案中，民營企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營企業入主上市公司，成為第一大股東的范例日漸增多，引起市場人士的普遍關注。一大批民營企業開始到海外資本市場“借殼上市”。
　　民營企業的靈活機制，使中國產品以勢不可擋的“全覆蓋”之勢打入世界市場，為中國產品走向國際化積累了大量經驗與教訓。30年前鐵匠出身的魯冠球，如今他的企業生產的“萬向節”不僅順利打入歐美發達國家，而且占領了號稱高科技的美國同類產品的1/3市場，他還聘請了美國前任商務部長做他的顧問。
　　大批民營企業紛紛抓住國際機遇走出國門，去境外投資已經成了越來越多民營企業的共識。“萬向”并購美國舍勒公司搶占技術優勢，使其產品一夜之間融入美國市場；“華立”在泰國羅勇建工業園區；“康奈”將工廠“搬”到了俄羅斯烏蘇里斯克；新洲集團把目光瞄準了俄羅斯的森林和石油資源……
　　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民營企業家勇往直前，不斷克服困難，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出了他們的睿智與生命力。盡管目前受國際宏觀經濟環境影響，民營企業面臨新一輪的挑戰，但是有30年的創業實踐，在摸爬滾打中成長成熟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在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過程中，正一步步地破蛹化蝶，從“作坊時代”向“跨國時代”跨越。

背景鏈接

■ 1981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若干政策規定》，個體戶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國家的正式認可，當代中國民營經濟的萌芽之種由此播下。     ■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是國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認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     ■ 1993年2月，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快發展中西部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的決定》，其目的是要促進中西部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鄉鎮企業在我國發展不平衡的局面。     ■ 1993年3月，30多位民營經濟的代表作為新當選的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八屆全國人大代表邁入人民大會堂，格外引人注目。這在民營經濟的發展史上，可以說是個新的里程碑。     ■ “八五”期間(1991年至1995年)，中國私營經濟蓬勃發展。截至1995年底，中國私營經濟的年總產值為2295元，私營企業總戶數為63.1萬戶，注冊資金2600多億元，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共計5313.5萬人。     ■ 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正式公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     ■ 2007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 在中國，私營企業家向經濟貧困地區投資，促進其經濟發展，人們稱之為“光彩事業”。2007年底，由非公經濟人士發起的以扶貧開發為主要內容的光彩事業已實施項目16244個，到位資金1337億多元，培訓人員387萬多人，幫助帶動787萬多人脫貧。在中國7.6億就業人口中，民營經濟吸納就業量占90%以上。     ■ 中國新的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者。他們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直接或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和40%的進出口貿易總額、69%的出版發行。個體私營經濟占GDP比重已超過1/3，部分地區達到80%以上。預計到2010年，非公有制經濟將占全國稅收的50%。     ■ 廣義的民營經濟是對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狹義的民營經濟則不包含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一般情況下，如果不作特別的說明，各種分析報告和報章上所說的民營經濟都是指狹義的民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