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10月14日公布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指導思想當中，明確提出了“醫藥分開”。至此，如何解決“以藥補醫”制度這一直接導致百姓“看病貴”的問題終于在《征求意見稿》中給予了明確的答復。然而，醫藥如何分開、分到何種程度，《征求意見稿》中并沒有詳細說明。對此，一些專家認為，公立醫院對于藥品收入的嚴重依賴，造成了“醫藥難分家”的困境。

　　經濟利益，醫藥難分開的根源

　　“‘以藥補醫’制度設立的初衷是好的。”哈爾濱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主任劉國祥教授向記者表示，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政府財政投入有限，為了彌補撥款不足，同時提高醫療機構的積極性，更多更好的向社會提供服務，出臺了醫療機構可以對藥品進行加價的規定。
　　“但是這項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漸漸變了味，成為被醫院、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銷商充分利用的政策。”
　　我國衛生部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就曾就藥品經營對于醫療機構的經濟行為的影響等問題做過系統深入的研究。從“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集中暴露以來，“醫藥分業”一直是醫療行業內部的熱點之一，政府也制定了很多相關政策促使醫藥分開，一些城市甚至進行了試點改革，但是執行的情況并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在于藥品收入在醫療機構整體收入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比重，經濟利益造成了醫療機構對于藥品收入產生嚴重依賴。
　　劉國祥教授介紹，醫院的收入主要分為三個部分。藥品收入、醫生的醫療服務收入以及各種檢查收入。而目前我國醫生的醫療服務收入費用較低，藥品的收入卻占據了整個收入比重的近5成。在經濟上如此嚴重的依賴，醫藥分開的難度可想而知。

　　細算經濟賬，“醫藥分開”難在何處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對公立醫療機構采取加價率的管制措施，允許其在進價基礎上加價15%銷售藥品。如此一來，公立醫療機構自然傾向采購價格偏貴的藥品。
　　對此，劉國祥教授給記者算了一筆詳細的經濟賬。舉例而言，一個年收入在一億元的醫院，藥品收入如果按40%來計算，那么藥品的收入接近4000萬。按政府允許的加價率15%來說，醫療機構藥品純收入為600萬左右。這個數字意味著醫療機構想要獲得600萬的收入，就必須購買4000萬元的藥品。
　　由于便宜的藥品進價低，加價率也低，所以造成了現在的醫療機構傾向于高價藥、大處方。甚至一種疾病要開多種成分相近的處方。一位在醫院就診的患者向記者介紹，他曾經因為結膜炎到一個三級公立醫院就診。醫生在進行了各種檢查之后，開出了三種價格在30元左右但成分基本相同的眼藥水。
　　不僅如此，針劑類藥品要想進入醫院還要進行層層“把關”。一位多年從事藥品行業的經銷商向記者介紹，一些藥品經過層層加價之后，價格“扶搖直上”，出廠價大概只有百余元的藥物到患者手中甚至達到了近千元。如此巨額的差價最后還是患者買單。
　　哈爾濱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副院長吳群紅表示：“我國長期以來，醫療的技術價值并沒有在價格上得到體現，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價格的失調導致服務質量的低下。如此一來，微薄的收入促使一些醫生選擇給患者開具高價藥。”

　　醫藥分開，政府投入至關重要

　　“醫藥分開”制度意圖通過切斷醫生、醫院與藥品銷售商之間存在的利益鏈條，最終達到降低患者藥費負擔的目的。然而，這項制度的具體實施的確還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并且，對于“醫藥分開”這項制度，如何分，分到哪種程度，這次的《征求意見稿》中并沒有提及。
　　“目前的《征求意見稿》只是提供一個初步的框架，還需要具體的配套措施。”對此，哈爾濱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副院長樊立華向記者表示，醫藥分開之后，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將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基層醫院，特別是農村的鄉鎮衛生院，藥品收入比重要占到70%以上，三級醫療機構2005年以前藥品收入比重占到50%以上，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仍然維持在40%到45%之間。”
　　樊教授認為，在基層醫院，離開藥品收入，醫院是根本沒有辦法生存的。因此，“醫藥分開”之后，政府對于基層醫院的投入對于他們的生存將起到決定性作用。在政府投入不到位的情況下，醫藥分開的將有可能造成其他費用的提高。
　　一些醫院自身也在努力，力圖降低藥品的價格。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院大橋分院主治醫師閆仁成告訴記者，通過減少藥品流通的中間環節，擠掉藥價中存在的水分，醫院通過薄利多銷最終也能夠實現收支平衡甚至可以盈利。但從長遠來看，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將是減輕群眾藥費負擔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