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渠道的多元化為更多的人提供了擇業機會

特區經濟的高速發展為打工妹和打工仔提供許多就業機會

各地每年都要舉辦的不同類型的人才招聘會，吸引著眾多求職者（圖片來源：新華社）

　　毛主席年輕時說過“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的問題最大。”以筆者一己之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當屬基本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7年的1497萬。”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如果有幾億人吃不飽飯，還侈談什么經濟發展成就？

吃飽飯后，什么問題最大

　　十幾億人吃飽飯后，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又該是什么呢？應該說是就業問題。如果十幾億人都吃飽了，幾億人卻沒活干，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將面臨的危機，恐怕比幾億人吃不飽飯時還嚴重。
　　西方傳統經濟學認為，自由市場體制已臻至理想境界，能讓社會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一次次經濟危機，特別是大蕭條的現實打破了這個神話。由是，西方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承認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并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需要政府的宏觀干預，以促進就業。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大標題的第一個詞就是“就業”！長期以來，西方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都是以促進就業為首要目標。后來，盡管凱恩斯的理論在學界不那么響亮了，但各國政府經濟政策取向絲毫都未敢輕視就業問題，什么能源、環保、社會公平乃至對外經濟政策，都要為就業問題讓路。
　　國家統計局的權威統計顯示，1978年全國經濟活動人口40682萬，就業人員40152萬，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的共11830萬人，占29.5%。到2007年底，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達到78244萬，就業人員有76400萬，在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的有43839萬，占到了57.4%。這就是說，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增加了2.7億，而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增加了3.2億多個就業機會。這個成就不可小覷。

往事不堪回首

　　李良模的故事：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人，1969年初中畢業到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谷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衣褲磨破了，沒有錢去添置新的。病倒了，連個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1972年他爸爸給毛主席寫信講述了這個故事。毛主席回信說：“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并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元寄給他，“聊補無米之炊”。
　　在傳統的農耕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不足時，強悍的民族開疆掠土，海外殖民。落后弱小的民族或是被屠殺驅趕，或者是因此釀成戰亂，強制削減“過剩人口”。在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各個國家都主要是靠發展現代工商業，為更多的人提供就業機會。
　　新中國成立結束長期戰亂的歷史，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四萬萬同胞”很快就變成了“偉大的六億(七億、八億……)中國人民”。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誤，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為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在城市發展中，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增加的新職工中，50%以上集中在工業部門，在工業部門中，70%又集中于重工業。在所有制方面，限制集體，打擊、取締個體，城鎮集體企業急于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城市中的各類工商機構，雖然名義上有全民、大集體、小集體之分，但實際上都是由各級政府領導、管理。政府按照計劃向居民分配就業機會。
　　“十年浩劫”令中國經濟幾近崩潰，再也無法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了，于是有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資料顯示，“文革”十年中，共有占當時城市人口的1/10的進入就業年齡的1600多萬城市初、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當了農民或農場工人(當時叫生產建設兵團戰士)。這么多城市青年到本已不堪人口重負的農村與農民爭食，于是就有了李良模的故事。本人或家庭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人，如今回憶那段歲月多有不堪回首之嘆。

“練攤”的貢獻

　　尹盛喜的故事：1964年至1978年在北京大柵欄辦事處任街道干部，1979年帶著20多名待業青年，靠幾千元的貸款創辦北京大柵欄貿易公司，在前門樓子邊擺茶攤，賣“兩分錢”的大碗茶。10年后發展成了一個集團公司，開辦了中外有名的“老舍茶館”。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停止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批知青陸續返城。面對沉重的返城知識青年的就業壓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提出要注意廣開門路，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解決城鎮勞動就業問題；1980年中央召開了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又進一步提出“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了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前者指出，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有了初步的恢復和發展，但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進一步調整政策，廣泛深入地宣傳黨的方針，說明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對于發展生產、搞活經濟、滿足需要、擴大就業的重要作用，使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得到健康的發展。后者則具體規定，個體經營戶一般是一人經營或家庭經營；必要時，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允許個體經營戶采取來料加工、自產自銷、經銷代銷、擺攤設點、走街串巷、流動售貨等經營方式。
　　新政策激發出中國人的無限創造力，一時間千千萬萬“練攤的”個體戶布滿了各個城鎮，不僅很快解決了當時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更為他們的弟弟妹妹，他們的子女，他們的子子孫孫開創出謀生存、奔小康，乃至大發展的道路。1983年1月4日《經濟參考報》曾刊登了記者采訪咸陽秦都劇院采購員余林舟自動離職擺攤賣羊肉串的故事。據權威統計，2006底年中國城鎮就業總人數為28310萬，而其中個體工商戶就業人數為3012萬。按如今人們普遍接受的經濟學道理，發展個體經營，不僅能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也不僅能方便市民生活，“練攤”者為顧客提供的商業服務，也構成GDP的一部分，在物質生產部門越來越面臨增長極限的情況下，更能凸顯出這部分GDP對保持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離開土地的“農民”

　　查師傅的故事：出生在安徽農村，上世紀90年代初來到北京，跟著老鄉做裝修工程的木工活，慢慢弄清了這一行的門道。于是，掛靠了北京的一家小建筑裝修公司，復印了一份人家的營業執照，帶著幾個從老家來的親友，自己承包家庭住宅的裝修工程。他主要負責招攬生意，采買物料，張羅食宿，偶然也和工人一起操作。本世紀初，他給筆者家裝修，那時一年里能攬到七八項工程，凈落十多萬元，供家中兩個孩子上學。前些時候，聽他說，女兒已經快大學畢業了，兒子貪玩，成績差，花了筆錢，也上了什么學校。因此，他在北京租了間像點樣的住房，把老婆接來照顧生活。以后，是回老家，還是就住在北京，他還沒打算，不過，他和他的子女作為經濟活動人口，肯定不會當農民，靠自己的承包地就業了。
　　如今美國的農業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的2%。可是就在一個多世紀前的19世紀后期，農村人口還占美國人口的半數多。工業化的進程必然要使大量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崗位，進入城市的工商企業就業。當中國結束了“十年動亂”，一心一意搞經濟后，很快就面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商業轉移的問題了。
　　在上世紀50年代國民經濟恢復和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城市工商業迅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還能夠自由進城當工人。筆者年輕當工人時，廠里不少師傅都是那時進城當了工人的。“大躍進”以后，中國經濟進入調整階段，城市不再有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了，政府靠人民公社、戶籍以及嚴格的城市居民基本生活計劃供應等制度把農村人口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的地方，農閑時農民外出乞討，還要帶著生產隊開的“證明”。農村勞動力剩余，只好兩個人的活，三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忙時吃干，閑時吃稀，雜以瓜菜”。
　　以農村的包產到戶為開端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解放出來的是農民。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忙完自己那幾畝承包田的農活后，當然要涌向工礦，涌向城市去尋求更好的生活。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進城的農民主要是從事臟累的服務性工作，人們最熟悉的行業就是保姆。《經濟參考報》1987年3月29日發表的長篇通訊《“川軍入黔”的報告》是對當時30萬到50萬進入貴州城市尋找新生活的四川農民的真實寫照，“他們沒有別的什么輜重，有的只是簡陋的勞動工具，甚至兩手空空沒有任何工具”……居民們交口稱便，誰要搬個家，“找川軍(貴陽市對四川農民的戲稱)去！”誰要修皮鞋，“找川軍去！”誰要打家具，“找川軍去！”
　　當時，農民要進入工礦企業，主要是家鄉附近的鄉鎮企業。改革開放前，農民們早已知道“無工不富”的道理，有條件的鄉村也開辦了粉坊、油坊、豆腐坊以及簡單農機具修造之類的小企業，但那時叫“社隊企業”。員工來自本鄉本土，通常也是和當地農民一樣記工分(工分會高些，還能有點補貼)，參加集體的實物分配。在改革開放后的新政策環境下，由于有土地和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優勢，社隊企業發展迅速。特別在東南沿海地區，吸收了大量海外華人回鄉下老家投資辦廠，不少昔日社隊企業搖身變為“三資企業”了。撤銷了人民公社，這些企業的員工雖然離土不離鄉，但都是領取現金工資的工人了，不再掙工分。
　　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的境界，農民到異地工商企業就業成為大潮流，這意味著中國就業格局更深刻變動的開始。有專家引用的相關統計顯示，2004年時，離開家鄉外出就業的農民工已超過達一億人，加上在家鄉鄉鎮企業做工的農民工的數量共達2.4億。

并不輕松的話題

　　短短30年時間，幾億原來每天聽隊長敲鐘下地的農民變成了現代工商企業的工人，可以說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但現在還不是一味為此評功擺好的時候。
　　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有關決定中就提出，對農村多余勞動力，要通過發展多種經營和興辦社隊企業，就地適當安置，不使其涌入城鎮。1984年，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在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準落常住戶口，口糧自理。
　　這種讓成為工人的農民離土不離鄉的思路，有效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避免了城市短期內急劇膨脹所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
　　但是，現代化的大型工商企業畢竟是要依托現代都市發展，90年代以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最終還是引發了農民工進城的大潮流。據專家學者預測，未來還將有數以億計的農民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這給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同在本鄉本土進廠當工人的農民不同，異地流動的農民工大軍要給城市的社會、經濟管理帶來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農民工用自己的汗水，或許還有淚水，營造出當今城市的繁華。他們向往，也有權分享現代都市的繁華。
　　在這新形勢下，中央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不斷完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思路。2006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涉及了農民工工資、就業、技能培訓、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務、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權益等各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據媒體透露，目前數省正配合國家十幾個部委，聯合就農民工發展問題進行調研，提出未來促進農民工發展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政策規劃。其中會涉及到社保、教育、工資等方面的方向性制度安排。
　　正如國務院的意見中所說，“解決農民工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要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因此，就業問題，特別是農民的就業問題，現在還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

背景鏈接

■ 1980年8月，中央下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議定的文件《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 　　文件指出，勞動就業是我國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的一個重大問題。1979年，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國新就業人數達九百萬。然而，面臨的困難還很多，任務還很艱巨。 　　文件說，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30年來，一方面人口增長過快，另一方面物質資料增長幅度不大，勞動生產率不高。10年動亂期間，又招收了1300萬農民進城，小城鎮人口不斷流入大中城市，大城市人口過于膨脹。預計1980年至1985年全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數將達3700萬人。目前在職職工已經超過一億。不少部門的人員明顯多余。這樣，就存在著龐大的勞動力需要就業和在職人員多余的雙重壓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問題，還需要繼續妥善地加以解決。這種種情況構成了我國勞動就業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如果不能對此采取正確有效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勢必帶來一系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嚴重后果，影響現代化建設。 　　■ 1984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 　　通知說， 我國現有縣以下集鎮近六萬個，這些集鎮是城鄉物資交流和集散的中心，農民進入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對促進集鎮的發展，繁榮城鄉經濟，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級人民政府應積極支持有經營能力和有技術專長的農民進入集鎮經營工商業，并努力解決農民進入集鎮(不含縣城關鎮)落戶問題。 　　■ 1988年7月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明確指出，個體經濟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 　　■ 198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規定》，指出今后要著重開辟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的就業渠道，并增加自謀職業的渠道。 　　■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表明，到1987年底，全國城鎮個體開業人員的總數已接近600萬，每24個城鎮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是個體勞動者。 　　■ 在建國初期和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國曾有過一支相當規模的個體經濟隊伍，從業人員逾百萬。10年動亂后，個體從業人員數量急劇下降，僅剩下十幾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個體經濟重獲生機，特別是最近一段時期，個體從業人員平均每年增加80多萬人；在經濟生活中，個體經濟的作用已由過去的拾遺補缺發展成一股不可缺少的經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