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推動實體經濟的模式，讓美國人充滿自信，也讓他們變得沮喪無奈。全世界正在這場危機的魔爪下唏噓不已，人們感嘆金融創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而創新畢竟是金融業發展的核心動力。中國雖然遠離風暴中心，但在這場席卷全球的風浪中誰也不能獨善其身。那么我們在這次自1929年以來的最大金融危機中究竟可以學到什么？

　　中國金融業影響幾何？

　　“如果僅從中國金融機構持有次貸相關資產的角度來看，中國金融機構在這場危機中遭受了損失，但風險尚在控制之內，影響不大。”《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表示。由于“兩房”已被美政府接管，持有其債券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暫且不計。而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中信、興業等7家上市銀行持有的雷曼債券以及風險敞口的數量約為7.2164億美元。“與中國銀行業龐大的整體資產規模比起來，問題資產規模還是有限。”建設銀行研究部高級經理趙慶明表示。
　　但是，金融危機的間接影響卻蔓延至了與銀行業務相關的各個領域。最明顯的莫過于不被記入銀行資產負債表之內、風險蘊藏較深的代客理財業務，動蕩的市場環境使得眾多QDII產品血本無歸。根據專業顧問公司普益財富對正在運行的252款銀行系QDII理財產品的跟蹤研究，截至10月10日，各個中資銀行發行的46款QDII產品中，正收益的有3款，其余43款負收益，虧損超過40%的有17款，占比近四成，其中包括6款累計虧損超過50%的QDII產品。
　　而目前市場的關注焦點又落在了“撤回資金”這四個字上。比如即將到來的10月27日，美國銀行所持有的191.33億股建設銀行H股即將解禁，剛剛以500億美元收購完美林證券的美國銀行，面臨著巨大的資金需求，它會不會拋售建行的股份呢？“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愿意來中國投資的資金還很多，只要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資金不會大量離開中國，反而會流到中國。”沈明高說。
　　作為間接影響的另一部分，外國企業遭受經濟放緩沖擊造成業績下滑是否會波及到其在中國區的主體以及作為其融資方的中國的銀行呢？“這個影響不會太大，因為大多數中國區的業務仍是依靠中國區自身的業務增長點，只要中國的市場沒有問題，它的貸款質量等就不會有太大影響。當然，金融危機也給我們提了個醒，要對貸款更加審慎。”趙慶明說。

　　危機成為中國金融監管的見習機會

　　盡管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業直接影響不大，且它發生在大洋彼岸、金融創新程度比我們發達得多的美國，但是它也確實給我國的金融監管提了好幾個醒。“這次危機是中國金融監管難得的見習機會。”沈明高說。
　　他說，“這次危機和流動性過剩有很大關系。在過去的幾年中，全球的環境都是高增長和低通脹，利率低從而資金成本比較低，流動性充裕，從而導致了過多的投資和投機。”這種流動性過剩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不無關系。以美國為例，在網絡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采取壓低銀行利率的措施鼓勵投資和消費。從2000年到2004年，美聯儲連續25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降到1%。這種寬松的資金環境實際上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溫床。“因此，流動性管理要采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如果經濟增長放緩，不能為了保持經濟快速增長而投放過多流動性。”沈明高說。
　　造成這次危機最直觀的原因是金融創新過度和監管不力。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王靜指出，我國必須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當前我國正在鼓勵國有控股商業銀行進行業務創新和產品創新，美國的教訓警示我們，在開發金融衍生產品的同時必須加強相應監管，避免金融衍生產品過度開發，從而控制風險的規模。”她說。
　　但很多專家更強調了在加強監管的同時，中國仍然要堅持發展金融創新的觀點。“中國的問題是創新不足，而不是創新過度，所以盡管美國爆發了危機，但是不代表中國就要壓抑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有需求的。”趙慶明說。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也指出，我們的金融一直是個短板，發展不足，而且是經濟不足、創新不足。美國是創新太多了，受監管太少，對風險的估計不足；而我們是謹慎有余、創新不足。
　　這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們對美式金融自由化進行反思的一次機會。“我們要了解到，盡管中國的金融市場比起美國要落后很多，但絕不能把美國的經驗完全套到中國頭上，美國做的東西中國不一定都要做，美國沒有做的東西不一定中國就不能做。”沈明高說。

　　危機讓我們收獲什么？

　　金融機構的高杠桿率是這次危機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追求超高利潤，投行們的杠桿率均高得驚人。數據顯示，2003年到去年，美林的杠桿率增至28倍，也就是說，1美元資本能撬動28美元的資產。破產前的雷曼兄弟的杠桿率也高達30倍，這還沒有算上一些高風險的表外業務的杠桿效應，比如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結構性投資載體)，如果投行套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的算法，資本充足率在1%至2%之間。
　　隨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變身為銀行控股公司，投資銀行以高杠桿模式帶來的高回報機制已不復存在。
　　“實際上，借錢多了，危機來了破產的企業就會多，恢復時間也比較長。盡管和歐美國家比起來，中國金融機構負債率還比較低，但以后我們還要謹慎，避免金融機構過多借債來發展自身。”沈明高說。
　　對于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的投行來說，如何保證股東監管的有效性也是中國的金融機構應該從這次危機中得到的教訓。長期來看，投資銀行從業人員應該專注于客戶服務及專業水平，而非不計風險地追逐利潤和回報。“但是因為投行和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其產品技術含量較高，設計相對比較復雜，所以股東對個人的監管比較困難，股東對高管的監管沒有形成，進而導致了高管過多的投機，過度追求風險。因此，今后投行的治理結構要改善，要考慮到如何約束高管過度的逐利沖動。”沈明高說。
　　“整體而言，金融危機不可避免。但是對于單個機構投資者，在投資之前，對投資組合作出合理的金融價值的評估，謹慎出手，大規模的損失還是可以避免的。”沈明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