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100多年之后，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商幫之一的徽商以嶄新的姿態重登中國商界舞臺。新徽商憑借深厚的商業文化底蘊，創造出海螺、希瑪、比亞迪等一批國人耳熟能詳的民族品牌，不少品牌市場占有率甚至位居亞洲乃至世界的前列，成為“中國制造”的代表。

工人在對即將下線的奇瑞QQ轎車進行檢測。本報記者 陳曄華 攝	黃山茶商京城“叫賣”。本報記者 張旭 攝	5月18日，幾名參會人員在徽商展會上欣賞歙硯。新華社發(潘成 攝)

新徽商重新崛起

　　徽商起源于南宋，盛于明清，雄霸中國商界三百余年。在最為輝煌的時期，被譽為紅頂商人的胡雪巖富可敵國，徽墨名家胡開文、茶商胡炳衡等商界名人輩出。從清末開始，徽商走向衰敗。有人認為，徽商的衰敗緣于商業和政治結合過于緊密，官場政治斗爭導致權力重新分配，動搖了徽商壟斷經營的根基；有人認為徽商的衰敗緣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還有人認為徽商濃厚的光宗耀祖情節導致在祖屋建筑上投入過大，限制了商業活動資金的再投入。
　　潮起潮落，斗轉星移，在古老的徽商傳統與新時代經濟碰撞下，一批優秀的新徽商正在中華大地上不斷涌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五百強企業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中有數十位安徽人，如首鋼總公司董事長朱繼民、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元慶、華源紡織集團總經理張杰、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長常小兵等。進入全球華人富豪榜中的安徽籍民營企業家有：蘇寧電器集團董事長張近東、雨潤食品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巨人投資集團董事長史玉柱、比亞迪集團董事長王傳福、南翔貿易集團董事長余漸富等。
　　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新徽商發展研究課題組專家在日前結束的2007中國國際徽商大會上介紹，新徽商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以傻子瓜子年廣久為代表的第一批新徽商。這一階段主要是體制外的“能人”進行創業，轉變為企業家。
　　第二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以巨人集團史玉柱、雨潤集團祝以才、比亞迪集團王傳福為代表的第二批新徽商大量涌現，主要是一批體制內人才和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現在已成為新徽商的主要群體。與第一批主要從事貿易或初加工產業、學歷普遍不高的鄉鎮企業家不同，第二批新徽商群體素質有了明顯改善，視野比較開闊。
　　第三階段在2000年前后，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涌現出一批高學歷、擁有專業背景、與高科技相關的專家型新徽商，主要以科大訊飛劉慶鋒為代表。他們是21世紀以“新經濟”“網絡經濟”“中國制造”為重要性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依托品牌引發爆發力

　　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克明分析指出，在歷史上輝煌的數百年間，老徽商造就了一批享譽中華大地的百年老字號：胡慶余、王致和、胡開文、胡玉美、張恒春、汪瑞裕等。如今，新崛起的徽商正依托一批新品牌產生強大的爆發力，他們普遍具有四個特征：
　　創造一批產業龍頭。奇瑞汽車四年時間就成為中國汽車工業史上第一家突破40萬輛的自主品牌轎車企業。僅2005年，奇瑞就銷售了189100輛汽車，增長率為118%，進入世界30強，出口海外18000輛，在國內汽車出口中排名第一。海螺集團在十年左右時間，從一個安徽的企業打造成亞洲第一、躋身世界水泥前十強的大型企業，并且成為國內水泥行業唯一一家在境外掛牌上市的公司。馬鋼已經形成千萬噸鋼的綜合生產能力，產銷規模居全國同行業第五位，利潤居行業第二位。豐原集團具備年加工糧食300萬噸的能力，成為全國最大的農產品深加工企業，主導產品檸檬酸的生產能力居世界首位。
　　依靠科技創新，占據領先地位。當代新徽商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很多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很多企業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時吸收國際上先進的經驗發展起來的。如，科大訊飛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在國內語音核心技術市場的占有率已達80%以上。深圳比亞迪依靠自身技術研究優勢，自主開發，在短短7年中做成了飲譽全球的“電池大王”，迫使“東芝”退出鋰離子電池業、“三洋”撤離中國市場。
　　文化領先。新徽商秉承了老徽商“儒商”的特點。他們往往擁有高學歷。調查顯示，44.7%的新徽商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38.5%的新徽商具有大專學歷，中專、高中以下學歷的新徽商僅占16.8%。和古代徽商一樣，新徽商不僅普遍學歷較高，而且崇尚終身學習，從小學到大專，到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很多徽商都是這樣，不斷學習，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
　　創業先鋒。很多新徽商都是創業先鋒。在許多沒人做的領域，最早探路者往往都有徽商的身影。蕪湖的傻子瓜子年廣久，可以說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先驅者；14年前安徽人汪宏坤帶著東拼西湊的75元錢獨闖北京，如今已成為北京家具行業商會會長，擁有億萬資產；安徽無為人何幫喜，憑借一把木鋸起家，后來開始保齡球的研制工作，最終填補了中國保齡球制造業的空白，打造出全世界最大的保齡球設備生產基地，成為世界頂級保齡球大王。

新徽商影響力仍待提高

　　正在崛起的新徽商與歷史徽商一脈相承，但吳克明主任指出，新徽商不是對歷史徽商的簡單復制與回歸，而是對舊徽商的揚棄。從文化背景來看，歷史徽商主要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與熏陶，而新徽商除繼承并弘揚了傳統文化精髓之錢，又受當代特色文化與國際上多元文化的影響。
　　盡管新徽商在很多方面優于歷史徽商，但一些專家們也指出，這一群體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他們的影響力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在2006年徽商大會首批集中簽訂的投資總額19億美元的61個外資項目中，41個項目是與當地政府或者開發園區簽的；投資總額377億元人民幣的23個內資項目中，19個項目是與當地政府或者開發園區簽的。大多數民營企業的實力和影響力顯然還不足以與國企相比肩。
　　其次，新徽商從事的領域需進一步拓寬。歷史徽商多從事貿易流通行業，產業基礎不雄厚，這也被有關學者認為是古徽商逐漸衰落的一個原因。當代卓有成就的新徽商，大多都以產業起家，但與江浙一帶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家的比重相比，新徽商顯得有些偏低。當前，安徽的制造業雖然在某些方面領先，但整體水平還不是太高。專家指出，新徽商們要想實現快速發展，必須加大在工業方面的投入，加快工業化建設步伐。
　　此外，新徽商的企業家精神還需進一步歷練。歷史徽商雖然有著深厚的誠信意識和“抱團打開下”的傳統，但徽商不事張揚的同時還具有內向、謹慎的心理特征。這種以“距離”為主要特征的心態構成，在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形成了新徽商相對狹隘與保守的思維特征，自我保護、事不關己、不合作等情況常常出現在新徽商的現實行為中。與發達地區的企業精神相比，新徽商的企業家精神不是很強烈，需要進一步提升與歷練，尤其要丟棄其中的小農意識、不合作意識及保守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