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旅居法國的華商張云逢懷揣著7位在海外做生意的朋友籌集的一筆創業資本回到故鄉北京，在中關村開辦了“索瑯國際有限公司”。可張云逢說：“我現在仿佛走進了冬天，越來越覺得冷，越來越覺得底氣不足。”
　　擺在張云逢面前的難題，一是自有資金用完，就算把全部的家產搭進去，公司也可能難以為繼。而另一條道路就是被國外收購，讓中關村孵出的這枚“金蛋”，落入外國人口袋中。

站在“死亡之谷”邊緣

　　索瑯國際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生物科技方面的市場化開發。項目之一是與中國科學院從事基因研究的有關部分合作，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場，為普通人群提供遺傳基因密碼測試的健康咨詢服務。另一個項目是從特種藥物中提取衍生物，為眼疾患者提供康復治療的護眼產品及器械，不久前多項科研成果剛向國家提交了專利申請。
　　搞高科技，起步之初就是要“燒錢”。到現在為止，索郎公司已經花掉了650萬元，而下一步進入中試階段后，眼見就要投入更大筆的費用買設備、試劑、試驗用的原材料……這兩個項目在進入市場、產生效益前的總投資預計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這么大一筆錢，已遠遠超出了張云逢的籌集能力。
　　就在這時，兩家國外企業找到了張云逢，其中一家表示開價2000萬美元收購，另一個愿投800萬美元占有絕對股份。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基因研究技術和傳統中醫藥生物技術是只會下“金蛋”的母雞，絕對值得投資。
　　但張云逢說：“近些年，不少企業‘夭折’科技成果流失國外的事件屢屢發生。但為了保護中國的自主知識產權不流失國外，我并不愿意接受這兩筆投資。”
　　有關專家告訴記者，高科技產品在開發前期風險大，大約有1/3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會死亡，被稱為“死亡之谷”。中關村每年新增4000多家企業，死亡數量也是4000家左右。而張云逢此刻，正站在“死亡之谷”的邊緣。

政策性金融資助“美麗但難摸著”

　　為了渡過難關，張云逢向銀行申請貸款400萬元，但是，銀行要求有不動產及擔保公司擔保。“我們公司除了一批技術人才、專利成果和30多臺電腦外，連辦公室都是租的，而無形資產又不能作為信貸抵押品，貸款這條路算是給堵死了。”
　　中小企業創業之初另一種融資方式是申請獲取政策性資金支持。目前我國政府對民營科技企業技術創新最主要的政策性資金支持手段是科技部創新基金。但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在創新基金的申報項目中，只有1/4左右真正能夠拿到錢。而且由于審查項目較多，程序要求嚴格，今年申請的項目，要到明年才能拿到錢。
　　“對于我們民營企業來說，申請這筆錢太費時費力氣，而且數量有限，實在不劃算。政府的直接幫助，就像蜻蜓的眼淚，美麗、透明，摸不著。”張云逢感嘆道。
　　目前在中國，高科技產品在研發階段、中試和產業化階段對資金的投入比例是1∶0.7∶140。而在國外這三個階段比例一般為1∶10∶100。有關專家指出，政策性金融支持手段未能充分發揮作用、融資體制不暢，是導致科技創新投入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體制問題。
　　據北京市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調查顯示，在高科技企業密集的中關村，有57%的企業反映園區和政府的支持項目(如“瞪羚計劃”、“中小企業成長路線圖”)對企業融資影響很小或不了解。中介服務機構發展又相對滯后，企業對政策性資金渠道缺乏足夠的了解，影響了實施效果。

風險投資不青睞產業前端投資

　　風險投資被西方國家證明最適合于高新技術企業前期的融資方式。可是，當張云逢向國內風險投資企業拋去“橄欖枝”，卻屢屢遭遇冷落。他說：“國內風險投資更青睞于發展到中后期的企業。”
　　中關村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負責人也告訴記者，2000年前，這家公司主要投資方向是IT界的初創期企業，是真正的“風險投資”，但由于國內缺乏好的技術和風險投資退出渠道，公司出現了嚴重虧損，近幾年來不得不轉向中后期較為成熟的項目或者傳統產業。
　　事實上，目前國內風險投資發展水平與廣大中小科技企業需求相比差距還很大。一方面是國外普遍采用的風險投資基金在我國并未建立。另一方面，在2003年前后，全國風險投資機構出現大幅度縮減、投資總量下降的局面。中關村80%以上的企業至今都沒與風險投資機構合作過。
　　有的企業家認為，風險投資的有效介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國家政策的引導，只有提供優惠政策，對進行產業前端科技投入的風險投資公司給予一定的補償。同時完善現有的風險投資體系，尤其是退出機制，才能激活風險投資市場。
　　與眾多“嗷嗷待哺”的民營科技企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大量游資仍沉積在民間。有人估計，現在民間游資數額大約在9000億元以上。如何聚合這些資金，把它們引導到國家建設需要的地方去，值得關注。有消息稱，上海、天津已經出現了“天使投資俱樂部”。這些“天使投資人”主要是過去從高科技行業起家的成功者。他們既有雄厚的財力，也有投資新行業、新技術的膽識和遠見。
　　張云逢苦笑著對記者說，“雖然現在還面臨重重困難，但我會祈禱，希望‘天使’快快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