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瑞典的人，都會有這樣一個印象：城市里既找不到破爛不堪的貧民窟，也見不到豪華的住宅；全國各地既看不到食不果腹的窮人，也難得一見一擲千金的富豪，財富得到了較為平均的分配，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起世界大多數國家要小得多(基尼系數不到0.3)，社會結構已由傳統的金字塔型演變為橄欖型，即中產階層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

　　50年由最窮國躍升為最富有之國

　　然而，100多年前，瑞典還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的50年里，全國1/4的人口，即100多萬人為貧窮所迫，背井離鄉，遷移到美洲大陸定居。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北歐國家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無論是人均占有的財富，還是工業化的程度；無論是人均小汽車的擁有量和住房面積，還是國民受教育的程度，無疑都名列世界前茅。近30年來，瑞典人均財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躋身于世界最富裕的20個國家行列。　
　　瑞典之所以能在短短50年時間里取得較大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培養了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起到越來越大推動作用的中產階層。
　　瑞典一些政府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把中等收入的家庭都歸入中產階層，而這部分家庭所占比例高達70%。除了律師、主治醫生、教授、企事業單位的中層負責人外，瑞典中產階層還包括教師、護士、警察和一部分受過職業教育的藍領工人。國際上的一些社會學家把瑞典形容為一個完全中產階級化的社會，大家幾乎都有不錯的固定收入、轎車、洋房甚至別墅，都不用為生老病死和天災人禍而操心，人人安居樂業。　

　　以社會福利制度壯大中產階層

　　瑞典中產階層的壯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靠政府出臺專門的政策刻意培育出來的，而是伴隨著整個國家的發展進程而逐步完成的。從瑞典的近代發展史來看，中產階層主要是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進程中壯大起來的。　
　　20世紀初，隨著向工業化國家迅速邁進的步伐，瑞典開始變得富裕起來。然而，財富的增加并沒有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安定，反而更進一步激化了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蕩。特別是勞資糾紛此起彼伏，日益尖銳。1931年，社會矛盾達到頂峰，政府竟然派兵鎮壓北部奧達倫地區的罷工工人，打死5人，釀成瑞典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慘案。
　　造成這一動蕩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分配的不公。當然，由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但與此同時，社會財富卻越來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貧富懸殊現象日趨嚴重。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社會民主黨在其第二代領導人佩爾·阿爾賓·漢松率領下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進行了重大的政策調整，開始走上一條通過逐漸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而不是通過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方式來改良瑞典社會的道路。即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以此縮小貧富差距，進而達到消除社會矛盾的目的。
　　漢松在1928年提出了著名的建立“人民之家”的理論。他把國家比作一個家庭，認為一個好的國家應該像一個好的家庭一樣，沒有剝削和特權，只有平等、互助和合作；不分性別、階級和社會出身，人人享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責任，獲得必需的各種生活保障。

　　人們無需再為生老病死擔憂

　　瑞典歷史學家把1945年至1951年和上世紀60年代這兩個時期，形容為瑞典社會福利的兩個“豐收季節”。許多建立福利國家的重大改革方案，都是在這兩個時期里出臺并得到實施的。如失業保險、全民養老金、全民疾病保險、兒童補貼、住房補貼、勞動保護、九年義務教育等。上世紀60年代又出臺了兒童福利、老人福利和醫療保險等一系列改革方案，進一步完善了社會福利制度。這兩個時期也是瑞典經濟發展得最快的階段，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4.8%和5.3%。
　　隨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們無需再為生老病死擔憂，無需再為上學、看病、養老攢錢，即使是收入一般的家庭，也都能置辦得起轎車和房產，也能經常到國外旅游度假，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