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上世紀前半葉因追求發展工業，一度出現工農收入和城鄉差距拉大等現象。但此后，日本通過根本性制度安排，從源頭上避免“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實現了較為均衡的統籌發展。

　　助推城鄉發展一體化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安排成為日本避免“城鄉二元結構”出現的核心因素。
　　首先，城鄉居民享受同等的政治經濟待遇，在房籍、政治權利、社會保障和人員流動等政策上對城鄉居民一視同仁，避免人為造成城鄉差別。
　　戰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大量農民離開土地進城工作，有些大企業甚至采用“集團就職”方式，到農村中學整班招收畢業生進城務工。對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為新進城務工的農民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嚴格要求企業保障勞動者就業，采用“終身雇傭制”等方式確保農民在進城后不會因失業而陷入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農民在“失地”后再“失業”所帶來的嚴重后果，避免了城市出現“流民”階層。
　　其次，消除阻礙人員、資金等經濟要素在城鄉間流動的壁壘，促進各種資源向農村和落后地區流動。
　　在大量農村人口進城的同時，也有很多日本城市居民希望到農村和小城鎮居住或投資從事農業經營。為此，日本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農業耕地和農村住宅流轉體制，鼓勵城市人口到農村居住或投資。從城市“下鄉”從事農業經營的居民，往往會給農村帶來一定的資本，這有利于農業生產集約化。此外，還有很多老年城市居民退休后到大城市遠郊或地方小城鎮購房生活，其中有些人還租用或購買小塊土地耕作。這一方面減輕了東京、大阪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另一方面也給地方帶來大量投資并拉動個人消費。
　　第三，重視城市化過程的總體布局，避免出現“城鄉結合部”和“貧民窟”。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也經歷過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長的階段。以東京為例，1955年至1970年期間，每年凈流入人口達30萬至40萬人。但由于東京的城市規劃以放射狀大容量軌道交通為依托，沿軌道交通站點(多為過去的小城鎮)建設生活服務、文化娛樂和治安配套完善的居民區，包括大學教授等較為富裕人士在內的、大量在東京工作的居民選擇在距東京市中心數十公里的千葉縣和埼玉縣等地居住。
　　由于規劃合理、配套齊全、日本很多大城市帶動了周邊大片區域發展，東京周邊的“首都圈”和大阪神戶周邊的“阪神圈”等發達經濟圈應運而生。

　　細化配套措施 攻克制度壁壘

　　日本通過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高標準的衛星城和小城鎮、維持農產品較高價格以保障農民收入等措施，打通了城鄉之間存在的各種壁壘。
　　第一，統一社會保障體系和寬松的戶籍制度是城鄉居民相互流動的前提。在日本，居民的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全國統一，不以地區或身份區分，居民轉移戶籍幾乎不受限制。這使得日本全國人員流動較為方便，解除了農民進城或城市居民“下鄉”的后顧之憂。
　　第二，高標準建設大城市外圍衛星城和小城鎮是大城市減輕人口壓力的前提條件。日本很多大城市的外圍衛星城和小城鎮的基礎設施、生活服務、文化娛樂等條件與大城市中心區相差無幾，吸引了很多城市居民前去居住。充分利用好包括退休老人、不必每天通勤的上班族、小企業主及其雇工等群體的資本和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日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既避免了大城市人口過快膨脹，又拉動了農村發展，有力促進了城鄉平衡和區域平衡。
　　第三，采取各種措施維持農產品較高價格以保障農民收入。為增加農民收入，日本在對外貿易中多利用高關稅、高檢疫檢驗標準等有形或無形“保護壁壘”，在國內則通過農協等行業組織或地區組織維持農產品較高價格。這實際上是以城市消費者出資的形式對農業進行隱形補貼。同時，為保障城市低收入階層人群的基本生活，日本政府通過補貼等方式使國內市場雞蛋、牛奶和面包等基本食品的價格處于較低水平。
　　按照人口和國土比例，日本的人口密度約為中國的3倍，且其國土山地多平原少。在這種基本國情下，日本不僅實現了城鄉共同富裕和高度城市化，還發展了農業、確保了大米完全自給和大部分蔬菜自給。以日本的情況來看，我國無論在大城市郊區、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方面，還是在農業集約化、精細化方面，都具有巨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