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劉洪看美國”專欄]

保羅·薩繆爾森（資料圖片）

    記得在大學剛開始學西方經濟學時，教授推薦我們購買一本西方經濟學家撰寫的《經濟學》，因為這本教材淺顯而深刻，非常適合于初學者。這本書的作者就是美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保羅·薩繆爾森——12月13日，這位影響世界的經濟學家在家中辭世，享年94歲。
　　《紐約時報》隨即刊登一篇近20000字的長文，稱贊薩繆爾森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者”。對于美國和世界來說，薩繆爾森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現代西方經濟學。
　　1970年，薩繆爾森就憑借對經濟學理論的卓越貢獻而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說，“在提升經濟學家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上，他(薩繆爾森)的貢獻要超過當代其他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他事實上以簡單語言重寫了經濟學理論的相當部分。”
　　薩繆爾森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后來也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索洛教授評價說，在普通經濟學家仍沉浸在計算或分析簡單經濟學問題時，優秀的經濟學家則提供人們分析事物的工具、思考的方法，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超越薩繆爾森。
　　薩繆爾森最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無疑是他撰寫的《經濟學》教科書。該書1948年出版，在此后半個多世紀暢銷不衰，至今該書已發行至第19版，翻譯成40余種語言，銷售量超過400多萬本。
　　在1998年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薩繆爾森說，他知道自己寫的是本好書，“但我沒想到它有如此持久的力量。”薩繆爾森說，他的目標就是讓經濟學變得“可以理解，讓人享受”，“我認為，經濟學——這也是我努力去闡述的——其中包涵有巨大的讓人感興趣的東西。”
　　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執教的數十載，讓薩繆爾森桃李滿天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MIT經濟學院成為全美經濟學重鎮之一，一大批日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比如勞倫斯·克雷、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茲等，就受到他的言傳身教。他的學生中，還包括美聯儲現主席伯南克——對于這位老師的辭世，伯南克深表哀痛，他評價說，薩繆爾森是“一個道路開拓者、多產的經濟學理論家、所知的最偉大的經濟學教師之一。”
　　薩繆爾森影響及于外人，但也同樣及于家庭并受家庭影響。作為一個猶太人家族，薩繆爾森親人中有多位曾對美國經濟和經濟學界產生過影響。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現任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就是薩繆爾森的侄子。而薩默斯的父母，也是經濟學界的翹楚(注：薩繆爾森是一常見猶太姓氏，保羅·薩繆爾森的弟弟羅伯特·薩繆爾森，也就是薩默斯的父親，據說不愿沾其兄長之光或是為了規避反猶主義，遂將“Samuelson”改為“Summers”)。
　　薩繆爾森成就是廣泛的，但讓人欽佩的還有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他是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老師。肯尼迪入主白宮后，立刻請他出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于這一高職，淡泊政治的薩繆爾森馬上予以回絕，理由是不想將自己置于一個“他對自己所說所寫都不能相信”的職位。
　　但他并不吝惜提出警告。他告訴年輕氣盛的肯尼迪，如果不實行減稅政策，美國經濟將可能陷入衰退。薩繆爾森后來回憶說，當時肯尼迪對此大為不安地回答：“我剛倡導財政責任和平衡預算，你卻來告訴我，我上臺后的第一件事是減稅？”但最后，肯尼迪還是接受了老師的建議，在他遇刺后，繼任者約翰遜繼續推行了這一減稅政策。而這一舉措，被廣泛認為給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觀點上，薩繆爾森是新凱恩斯主義的開山人物之一，主張政府積極作為；但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密爾頓·弗雷德曼則正好相反，崇信私有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兩人在國會聽證會上、在報紙評論上、在《新聞周刊》的專欄上，展開了幾十年的激烈論戰。但薩繆爾森說，盡管兩人爭吵了幾十年，在很多場合不歡而散，但兩人一直是朋友，尊重彼此的造詣。
　　盡管成就斐然，但薩繆爾森對榮譽總是淡然處之。《紐約時報》評論說，以薩繆爾森的成就和對MIT的貢獻，MIT經濟學院掌門人的職位非他莫屬，但“當然，他總是拒絕”。薩繆爾森總是告誡學生，就像丘吉爾總是告誡他的政治同事所說的，經濟學家們，“總是需要有自知之明”。

(本報記者劉洪12月14日發自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