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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出版的美國《時代》發表文章說，日本“失去的10年”有可能延續為數十年，這主要和人口老齡化以及年輕人職業安全感的缺失有關。
20年前，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的破裂讓這個國家進入經濟冰凍期。從此，日本政府就開始探尋經濟增長的新模式，但一直收效甚微。
本次全球經濟衰退再次暴露了困擾日本經濟的結構弱點：過分依賴出口推動經濟增長、內需疲弱、企業生產效率低下和市場競爭存在障礙。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日本人口結構的失衡，這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人口的老齡化不僅壓縮了日本勞動力大軍的規模，而且也影響到了消費市場。自1999年以來，該國15歲以上的勞動力人數減少了2%，同期65歲以上的勞動力增加了19%，而25歲至34歲的勞動力減少9%。
要解決這些問題，日本就需要找到合適的政策組合，提高年輕工人和小企業的工作效率，以此確保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不過，這些政策目前并沒有落實到位。日本政體是事實上的老人政治，并不適合其當前的經濟和人口狀況。日本政府必須重新界定其目標，并在更深層次上改寫其社會規則，以達到更好地服務年輕人的目的。
當前的規則是在數十年前確立的，當時日本需要在二戰后重建其工業產能。于是，政界和商界的領導人將有保障的職業安全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形式，對國民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是保障就業的重點。在二戰后的經濟繁榮期，由于企業的收益充足，這一體系也運作良好。但時至今日，這種政策卻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而這些企業正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主體。與此同時，由于在“從搖籃到墳墓”的機制下，許多銀發族尚且沒有退出就業大軍，年輕人也因此很難找到就業機會。
日本政府已經采取了應對措施。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放寬就業管制政策，允許公司削減成本，并通過雇用臨時和兼職工作人員來提高競爭力。如今，兼職和臨時工作人員已經占據就業大軍的1/3，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年輕。這一人群理應是拉動內需的主體，因為年輕人通常都是出手闊綽的消費者，他們購置房產和汽車，并且還需要養育孩子。但是，這部分人群并不能享受企業福利，當然也不能保證終身都享有工作機會。而且，因為他們通常薪資水平都很低，無力為公共福利基金做出貢獻，因此他們也不能享受政府救濟金。結果怎樣呢？在沒有充足財力和工作安全感的情況下，很多處于生育年齡的年輕日本人甚至都無力組建家庭。
此外，由于很多日本人在時局艱難時都不得不將私人儲蓄作為維系生存之本，缺乏工作安全感的他們往往會加大儲蓄比例。而且，即使是對于享受政府救濟金的工人來說，退休后也不能將公共養老金當作完全的保障。簡而言之，日本當前的社會安全網不僅會使人口下降成為長遠趨勢，而且也不利于推動個人消費增加。
面對年輕人工作安全感的下降，政策制訂者并沒有相應的擴展社會福利體系。日本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已經接近200%(發達國家當中最高)，這的確限制了政府的政策選擇空間。但是，日本政府必須擴展社會安全網絡，使之覆蓋年輕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這不僅有助于改變人口下降的趨勢，推動內需增長，而且還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和農場的效率來帶動更多就業。當然，日本人也必須做出更多犧牲，比如，他們可能需要納更多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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