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07年3月27日，阿根廷西南部圣克魯斯的烏普薩拉冰山一角正在融化。新華社發

    聯合國2009年第二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本月1日至12日在德國波恩舉行，其目標是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性新協議準備草案。根據國際社會2007年年底制定的“巴厘島路線圖”，這一新協議應在今年年底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
    然而，從目前情況來看，在新協議必須涉及的兩大核心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依然存在重大分歧。因此，第二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能否突破“瓶頸”引起普遍關注。

    第二次談判意義重大

    在哥本哈根大會前，今年應舉行5次談判。在4月初結束的第一次談判中，各方闡明了各自的立場和目標。第二次談判應制訂出新協議草案。剩余的三次談判用于敲定最終協議文本。如果第二次談判不能順利完成使命，那么年底前達成新協議的前景將受到威脅。
    根據“巴厘島路線圖”，新協議應包括兩大核心內容：一是確定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2至2020年)的溫室氣體量化減排目標；二是加強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全面、有效和可持續的實施，就發達國家履行公約所規定的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境友好技術、提供資金支持等作出具體安排。

    不同觀點針鋒相對

    目前，圍繞減排指標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斗爭相當激烈。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當前所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并極力向發展中國家轉嫁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則堅持，如果發達國家不能首先履行提供資金支持和轉讓相關技術的義務，發展中國家將不可能接受量化的排放指標。
    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在過去兩百多年工業化的進程中毫無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這是造成當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后果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發達國家一方面要通過量化手段大幅度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充分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幫助它們應對氣候變化。
    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到2020年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減排40%。在第一次談判中，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明確提出發達國家應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減排45%。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離發展中國家的希望還相去甚遠，與它們的歷史責任、發展階段、公約要求和減排能力相比極不相稱。
    第二次談判表現出的一個明顯特征是，發達國家試圖分裂發展中國家，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六九等，爭取將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首先納入減排框架。對此，有關發展中國家表示堅決反對。

    有人欲發“氣候災難財”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明確規定了發達國家以優惠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氣候友好技術并提供資金支持的義務，但由于發達國家缺少應有的政治誠意，同時也缺乏相應的實施機制，十幾年來發達國家并未真正兌現轉讓技術和提供資金的承諾。
    發達國家以有關技術都掌握在私營部門手中為借口，百般推卸政府責任。在人類共同面臨氣候變化威脅的情況下，氣候友好技術的知識產權擁有者卻在過度賺取利潤，發“氣候災難財”。
    在當前的談判中，發達國家試圖突破“巴厘島路線圖”的范圍，重新解釋和修改公約。這實際上是對全球氣候變暖極不負責的態度，破壞了各國之間的互信機制，這對哥本哈根大會最終達成協議的前景極為不利，也導致了目前談判處于“沒有明顯進展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