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目前的金融危機陰霾不散，但有一點值得欣慰的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從歷史上的眾多次銀行業危機中吸取教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自1970年以來，全球發生了124次“系統性”銀行業危機。例如，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經濟下滑。
　　所有這些危機都伴隨著經濟的衰退，都需要政府的大量介入來清理破產銀行，同時還導致國債的發行量大增。但經濟恢復的速度卻極其不同：日本經歷了長達10年的經濟停滯，而韓國則在兩年內便從1997年的危機中恢復了增長。
　　這些經驗表明，政策選擇決定了經濟復蘇的速度。日本經濟停滯了10年則是因為政府用了多年時間才意識到危機的規模之廣。2月9日，奧巴馬在其第一次總統新聞發布會上將日本作為美國的反面教材。他說，日本“失落的10年”是“沒有足夠大膽快速地采取行動”的結果。
　　這種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銀行業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日本經濟的下滑并不僅僅是政策失誤的后果，與那些快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的國家不同，日本的問題更根深蒂固。如今美國面臨的混亂局面與當時的日本一樣嚴重，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復雜也更難解決。從全國來看，如今美國房價上漲的幅度要比日本當年大得多。美國的呆賬問題可能也更嚴重。高盛近期的一項預測表明，美國的銀行存在價值約5.7萬億美元的“問題”貸款，這幾乎相當于美國GDP的40%。
　　美國的銀行體系也更分散，即便經過一波政府撮合的銀行合并之后，美國仍然至少還有十幾家對整個銀行體系舉足輕重的商業銀行。更糟糕的是，此次危機還不僅限于銀行業。美國面臨的是一對孿生“難兄難弟”：一個是受到監管的銀行部門，另外一個同時崩潰的是“影子銀行體系”，后者是對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總稱。
　　當前危機同以往眾多次銀行業危機的根本區別在于家庭負債的重要性。歷史上，嚴重的銀行業危機主要伴隨著企業的過度舉債。而如今，家庭的恣意揮霍成為問題。在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美國企業的借款減少。自2000年以來，幾乎所有非金融領域的債務增長都來自于家庭。
　　家庭資產負債表比企業資產負債表更難調整，因為后者牽扯的人比前者要少。一方面，前者在政治上容易引發公平問題。比如，納稅人應該資助那些舉債數額超過償還能力的魯莽家庭到什么程度？而另一方面，解決家庭過度舉債問題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不會像重組一大堆公司那么嚴重。對家庭債務進行調整可能會是一個政治炸彈，但它不需要對美國公司進行大規模的重整。
　　日本在上世紀末的危機后取得的成果是：10年內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1%，政府債務總和增至GDP的80%，這也許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但考慮到當下的危機規模，這個結果也許沒那么差勁。

(王云編譯自2月20日英國《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