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顯現頹勢之際，美國“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成分股企業的首席執行官(CEO)們收入繼續增加。
　　法國經濟未見起色之時，法國上市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收入大幅度增加。
　　法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因而把上市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無功受祿”之舉稱作“丑聞”，而歐元集團主席、盧森堡首相兼國務與財政大臣讓—克洛德·容克則斥之為“社會災禍”。

無功受祿多

　　美國通用汽車(GM)公司2007年虧損將近390億美元，股票市值下跌大約19%。
　　如此業績，迫使這家全美乃至全世界第一大汽車制造商作出調整，6月初宣布準備關閉4家生產多功能運動型(SUV)車輛的工廠。
　　通用的處境，并非全由短期因素促成，而是長期積累而成，承受壓力和損失者包括可能失去工作的員工和持有這家上市企業股票的投資者，還有工廠關閉所涉及的地方經濟利益相關方。
　　然而，至少按照特定計算方式，通用首席執行官理查德·瓦戈納2007年所獲收入增加64%，總計1570萬美元。
　　企業業績與高管個人收入掛鉤，似乎通情達理，是美國和歐洲成熟經濟體內上市企業通行的一種做法，整體經濟狀況和個體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時難以引人注目，狀況惡化時則再次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甚至促使政界人士介入。
　　據美聯社經濟記者拉謝爾·貝克和馬修·福達爾調查，構成“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的大型上市企業中，410家今年前6個月向美國聯邦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申報了去年高管收入情況。
　　合并計算高管的年薪、補貼、分紅以及相關企業自身對高管所持股票期權和股票遠期價值的估算等收入項目，這兩名記者15日報道說，美國大企業首席執行官們去年收入的“中間值”為將近840萬美元，比前年高出大約28萬美元，相當于增加3.5%。
　　數據顯示，排名前10名的首席執行官合計收入超過5億美元。
　　先前披露數據揭示，在這前10名首席執行官中，半數所掌管的上市企業去年所獲利潤急劇下降。
　　即使在收入低于“中間值”的首席執行官中，XL資本公司的布賴恩·奧哈拉去年收入750萬美元，比前年增加23%。與他的收入狀況相反，XL資本公司利潤下降超過80%，股票價格下跌大約30%。
　　在整個歐洲，迄今沒有媒體或其他機構嘗試作類似全面調查。
　　不過，據法國《發展》月刊先前報道，法國企業首席執行官們的收入去年增加58%。對這一報道所涉及的現象，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視為“丑聞”，威脅以政府監管手段加以糾正。
　　高管個人收入與企業經營狀況脫節，與整體經濟形勢背道而馳，最近幾個月成了歐洲媒體熱議的話題。
　　“如果我們正進入衰退，伴隨就業崗位損失，”英國保險商協會投資事務主管彼得·蒙塔尼翁告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記者，“而(企業)最高管理人員卻依然領取大筆酬金，這會壞了‘資本主義’的名聲。”

水低船更高

　　在歐美企業中，經營狀況不善，新任高管反而可能獲得高收入。
　　對美國企業的調查揭示，去年頭號高收入首席執行官是全球最大證券交易商美林公司的約翰·塞恩。
　　美林公司遭次級抵押住房貸款危機重創，去年第三季度虧損超過22億美元，創企業93年歷史最高紀錄，截至目前已經連續3個季度虧損。
　　前任首席執行官斯坦利·奧尼爾因而被迫“下課”，美林董事會去年11月中旬確定的新任首席執行官塞恩由紐約證券交易所—泛歐證券交易所“轉崗”，12月1日正式“上崗”。
　　即便進入新角色不久，塞恩去年還是收入8390萬美元，包括美林董事會為吸引他簽約“轉崗”而提供的現金分紅，最終在410家“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中排名第一。
　　同樣去年12月在次貸危機陰影下就任美國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的維克拉姆·潘迪特收入316萬美元，但今年1月獲1.02億美元現金、股票和股票期權“獎勵”。如果潘迪特就任當月獲得“獎勵”，年收入將超過塞恩。
　　另外，美國服裝企業加普公司首席執行官格倫·墨菲去年7月上任，去年收入總計3907萬美元，排名第九。
　　但是，無論是美林還是花旗或加普，經營狀況眼下沒有太大起色。而在410家接受調查企業中，將近十分之一的首席執行官去年才接手。
　　美聯社記者埃倫·西蒙在一篇分析中比喻道：“一名首席執行官接手一家陷入危機企業如同一名水暖管道工在星期天暴雨之夜接獲緊急(求助)電話，可以隨心所欲提高自己的要價。事實上，他們確實會那么做。”
　　新任高管獲高收入大多出現在董事會從外部發掘“人才”的情況下。
　　相比之下，高露潔公司首席執行官伊恩·M·庫克出自這家企業內部，去年7月1日接手，年收入830萬美元。雅虎公司創始人楊致遠去年6月重新接手，收入為象征性的1美元，堪稱“最廉價首席執行官”，但他所持3.9%企業股份市值大約14億美元。
　　在歐洲，這類現象同樣存在。但相對而言，輿論傾向于把焦點對準被迫“下崗”的首席執行官。
　　例如，英國諾森羅克銀行因次貸危機陷入困境，去年9月引發儲戶擠兌風潮，全年虧損1.67億英鎊(約合3.34億美元)，今年2月由政府暫時收歸國有，卻在3月底宣布補償去年11月離職的前任首席執行官亞當·阿普爾加思76萬英鎊(152萬美元)，相當于一年薪水。
　　與阿普爾加思的年薪相比，這家英國第五大抵押貸款機構的新任董事會主席羅恩·桑德勒年薪100萬英鎊(200萬美元)，也引發民眾不滿。
　　歐元集團主席容克5月中旬發表講話，把企業高管的巨額收入、尤其在讓企業陷入困境之后依然獲得的高額補償斥為“社會災禍”，呼吁在歐洲聯盟范圍內以立法手段加以規范。

股民邊緣化

　　在美國企業中，“收入”的正式稱謂是“補償”，而與績效掛鉤的“補償”方案及其落實由董事會決定，持有企業股票的投資者難以介入。
　　以總部在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的KB住宅公司為例，受次貸危機和住房市場不景氣影響，去年虧損將近9.3億美元，股價下跌60%。按常理推斷，高管除年薪之外似乎不應再獲其他收入。
　　實際情況是，依照KB住宅公司董事會確定的“補償”方案，首席執行官杰弗里·梅茨格爾達到了多項業績“指標”，如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就任第一年組建企業高層團隊，故而收入2440萬美元，包括現金分紅600萬美元。
　　深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董事會落實“補償”時可能把首席執行官沒有完成某些“指標”歸咎于外部因素，卻把完成另一些“指標”歸功于當事人所作個人努力。
　　美國專事提供企業薪資信息的“年薪網”網站部門負責人比爾·科爾曼議論道：“這多容易啊！我可以把所有好事收入自己名下，把所有壞事推給外部因素，然后號稱自己的收入不該受影響�！�
　　在一些批評人士看來，績效掛鉤原則表面上支撐著“補償”機制，其實卻是由董事會和高管玩弄“游戲”規則。美國企業自律研究機構“公司圖書館”的資深研究助理保羅·霍奇森告訴美聯社記者，“績效掛鉤機制的缺陷只有在(企業)業績不佳、(高管)收入還繼續上升時才會顯現”。
　　霍奇森認定，“補償”方案的設計“一定是讓高管們不會輸”。
　　原理上，西方國家企業管理人員收入增長快于普通員工收入增長并無不妥，原因是管理人員所獲紅利關聯資本收益，而員工所獲工資關聯勞動力市場供需狀況。
　　但是，管理人員收入增加與企業業績滑坡、經濟前景堪憂、員工和股民利益無保障同時發生不合情理。再則，與純粹私人擁有的企業不同，《經濟學家》記者在12日一篇文章中開篇寫道：上市企業高管收入不僅是對社會如何判斷公平的一種衡量，也是對企業運營是否是為股民創造價值的一種檢驗。
　　在美國，今年是總統選舉年，不僅民主黨總統競選人貝拉克·奧巴馬譴責上市企業高管收入過高，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約翰·麥凱恩同樣持批評態度。不同之處在于，奧巴馬在競選表態中傾向于立法，試圖讓股民對決定高管收入擁有發言權；麥凱恩則傾向于讓企業自律。
　　今年5月，美國家庭人壽公司成為第一家允許股民投票表決高管收入的美國大型上市企業，但表決結果對董事會不具有約束力。
　　在歐洲，荷蘭和法國已經制定法律，試圖以稅收杠桿限制上市企業高管收入；英國則從2004年開始引入了股民表決機制，但同樣不具備約束力。
　　據美國海氏咨詢公司統計，歐洲上市企業高管所獲“補償”與美國同行相比時下僅為40%。問題在于，巴黎股市CAC40指數成分股企業中，如今7家由外國人出任首席執行官；德國法蘭克福股市DAX30指數成分股企業中，5家由外國人出任首席執行官。為吸引“人才”，歐洲企業正更多借鑒美國企業的“補償”機制。

利潤私有化

　　美歐上市企業高管的收入是否過高不是一個新鮮話題。
　　之所以再次引發討論，是因為一些美歐金融機構高管為尋求企業短期高收益和個人高收入而大量介入高風險業務，去年下半年觸發次貸危機，牽連企業及其員工和股民，震動整個金融業和宏觀經濟。
　　即使由這些國家的政府或監管機構出面，以提供資金的方式“救市”，次貸危機所造成的相當一部分損失最終還須由普通納稅人承擔。
　　依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判斷，那是“利潤私有化、虧損公有化”的惡劣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