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今年2歲，9月份才上托兒所。然而，一直很疼愛孫女的爺爺奶奶，最近為了妞妞，在百家湖買下一套300平方米的別墅，價值近400萬元，并準備在房產證上加上妞妞的名字，作為妞妞將來的嫁妝。只有2歲就有幢400萬元別墅的小女孩，也是南京媒體爆出的“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8月29日《南京日報》)。

　　2歲幼女坐擁價值400萬的別墅，被媒體稱為“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雖然邏輯和修辭上沒有多少問題，但一旦成為公共輿論，就有些“標題黨”的意味。地球人都知道，此事成為公共話題，有著深邃的言外之意。
　　如果此女童生于大富之家，資產億萬，在獨生之女時代，家財都是她的，別說400萬的別墅，縱是更貴豪宅，媒體恐怕也提不起興致來去報道，庸碌大眾，也不會關心此類話題。但是，這個妞妞的祖父母和父母來自壟斷行業，家里已經有4套房2輛車，現在再加上這棟別墅，就不免引發輿論關注和民眾論議了。
　　原因很簡單，一是“壟斷行業”。壟斷行業的收入向來為公眾所詬病，據統計，壟斷行業職工平均工資往往是其他行業工資水平的兩三倍，如果考慮到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達到5-10倍。這個女童上兩代都在壟斷行業從業，別墅就成為壟斷行業高工資的標本，是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象征。兩代壟斷行業惠及第三代，給人以“特權世襲”的感覺。因此，無論從宏觀的社會分配還是從微觀的權利方面，都和現代公民社會的基本原則不相兼容。如此看來，兩歲女童擁有別墅不是新聞，別墅蘊含的不公才是人們關注的目標。由于這種不公具有普遍性，輿論不能噤聲，公眾必須吶喊。
　　女童別墅背后還隱喻著另一層的民意關注，即被人談濫了的高房價。中國房價之高，已是全球共識，從部級高官到普通百姓，對于房價，幾乎都是愁緒籠罩蹙眉無奈。曾有人言，中國人22年不吃不喝也難以實現安居。尋常百姓，或成一輩子背負債務的房奴，或在“蝸居”中郁悶地生活。但中國房市的另一景象卻是高樓大廈處處平地而起，炒房團已經移師海外，在港澳、歐美、韓國(濟州島)乃至迪拜炒房。房市暴露的中國收入不均、貧富懸殊、權利差異、民意指向更為明顯。從這位女童家里有四套房、兩部車、一棟別墅的情況看，女童家屬于中國房市中獲益的利益階層。這也意味著，壟斷行業不僅在初次分配中獲益良多；也通過初次分配的特權，贏得“驢打滾式”的法定特殊利益。這就使得分配不公，從現實向未來燃燒蔓延，加大了中國社會的階層割裂，使得社會不公的調節難度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兩歲女童提前20年擁有別墅的情況固然讓人大吃一驚，但是中國社會并不乏坐享其成的“房二代”。除了投資二套乃至多套房的富裕者階層，父母甘為“房奴”而讓子女成為“房二代”而安居的現象也很普遍。據最新統計數字表明，北京首套房貸者的平均年齡只有27歲，而日本、德國首次購房人的平均年齡是42歲，在美國30歲以上者才有經濟能力購房。這一數據充分表明，北京年輕人過早且過于依賴父母的力量購房。房市中的“啃老”現象，不僅出現在北京，其他地區也是如此。
　　中國房市的這種超代際消費，不僅膨化了房市泡沫，抬升了房價，醞釀了中國房市的潛在危機，也使中國“房二代”們有可能成為缺乏奮斗精神的寄生者。
　　可見，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一個普通的人、一件平凡的事，只要牽涉到收入和住房這兩件典型的社會熱點，就會演化為公共事件。核心所在，是人們對社會公平和平權待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