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一個國家未來的走向,收入差距問題的解決事關民族的未來。因此,當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機制應是一個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離不開產業的升級和轉移。

　　在對外開放的初期,沿海、沿江地區憑借接近海港的區位優勢率先發展起來,今天這一區位優勢已經讓位于內地的綜合成本優勢。僅就直接成本而言,接近勞動力輸出地可以節約大量人員運輸成本,便宜的物價和居住成本也可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成本,相當于變相提高了勞動者的收入。同時,“就近就業”將減輕勞動者的孤獨感和思鄉之苦,有利于社會風氣的好轉。
　　漲工資的一個結果就是逼出了這種產業區域轉移的第一步。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輸出地的遷移很有可能會成為一股難以阻擋的潮流。政府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加快這種轉移的步伐,讓普通勞動者得到真正的實惠,提高勞動者的實際收入。
　　這種類似“騰籠換鳥”的轉移早在醞釀,但移出地往往會遇到產業升級的困境,只有對新技術的追求才能幫助這些地區擺脫困境。在舊引擎熄火的時候,啟動新的引擎才能繼續前進。收入增長的源動力就在于這個引擎的設計之中。如果說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是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才邁出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那么今天的中國就需要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來提高勞動者報酬,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二步。
　　目前,中國的適齡勞動者雖然在總數量上仍在增加,但是農村可轉移青壯年勞動力的漸趨枯竭也是不爭的事實。這表面上的矛盾意味著今天中國的普通勞動者在視野、經驗和教育上都要強于他們的前輩。這既是壓力,更是機遇。社會需要更高技術層次的產業來吸納更高素質的勞動者,同時高技術層次的產業也需要更高素質勞動者的支撐。今天的科學技術領域依然處在一個應用技術可以大幅突破的時代,如果政府把單純對GDP的追求變成對高技術和就業的追求,那么這種產業的升級不是沒有可能。全球GDP第一,是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在科技領域一騎絕塵的結果。歷史上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交椅,納粹德國、前蘇聯和日本都坐過,但是無人能更進一步。如果中國在這一領域不能迎頭趕上,那么中美將依然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產業層次。在全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空間也將遭遇無形的天花板。
　　相較于許多國家而言,我國的優勢和劣勢都在于戰略縱深的寬廣。這種縱深的寬廣一方面無法讓全民齊頭并進地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又能夠為不同層次的產業模式提供充足的空間。產業的升級和轉移,對東部地區可能意味著落后產能的淘汰和科技成果的轉化,對于中西部可能意味著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最終形成科技引領東部,東部引領西部的階梯型發展層次。
　　收入的提高終歸還要靠勞動力市場本身的自我調節。更高的勞動者工資必然意味著企業更高的利潤;反之,只有企業更高的利潤才能支撐起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靠低成本打天下的企業不可能扛起增加國民收入的重任。
  　在市場經濟中,勞動者收入的上漲歸根到底還要依靠話語權的增加,產業的升級和轉移有利于增加普通勞動者的話語權。政府在引導技術產業發展的同時,還需要避免公權力過分影響企業的經營行為,將權利的空間讓渡給勞動者,讓勞動者可以在公眾的監督中合法地維護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