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為1755萬人。盡管這一數字比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此前公布的1972萬人少200多萬,但依然突破了“十一五”規劃末所要求的1625萬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標。上述兩個數據不管哪個更準確些,北京的人口總量接近或突破了其所能承載的人口極限,已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是一個資源高度短缺的都市,98%的能源依賴外界供應。別的不說,僅人們不可或缺的水,對北京的發展就是一大制約。所以,要避免災難性結果的出現,必須有前瞻性的對策。這就需要我們找出北京人口超常增長的真正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在其人口總量的擴張中,共制定了三個人口規劃,分別是1983、1993和2005年的人口規劃。1983年的人口規劃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但到1986年,全市總人口就增至1000萬,比規劃年限提早將近15年;1993年的規劃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為1250萬人,但到2003年,全市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456萬人,提前7年實現目標;2005年的人口規劃如果按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統計,也提前10年達到。
北京人口規劃的屢屢被突破,自然有規劃本身的不科學性因素在。例如,前兩次規劃因缺乏指導性,使城市建設超越規劃范圍而出現了無序蔓延的狀況。規劃的不科學還表現在,對北京的城市定位和發展思路不清晰。北京是首都,首都應該有首都特有的功能,北京應該著重在這特有的功能上下工夫。但實際上,北京的功能定位和其他大城市沒有多少差別,集政治、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研、國際交流、旅游甚至是現代工業等多重中心于一身。發展是需要人口支撐的。北京追求各方面的發展,哪方面都不想缺,怎能不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而北京之所以在城市定位和發展思路上呈現四面出擊之勢,根本在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和中國社會的特殊國情。任何國家的首都相對于其他城市處于特殊地位,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問題在于,北京不只是一般的特,而是非常之特。表現在:北京可以借助國家賦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變成一塊巨大的磁鐵,將全國的人才、資源源源不斷地吸引過來。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辦到的。
有了國家特殊政策的保護,北京自然野心勃勃,哪個方面都想露上一手,而且只要北京想辦的,也幾乎沒有辦不成的。例如,國家并沒有賦予北京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但是,幾乎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總部都設在北京。
北京的這種優勢,當然是由其首都的地位所決定的,但如從全國來說,它也是國家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結果。
國家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中國那么大,貧困人口又多,各地發展水平不一,要想在改革初期把有限的財力撒芝麻一樣全面鋪開,那誰也富裕不了。因此,只有通過“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貧困地區,實現共同富裕。
雖然非均衡發展戰略有其必然性,也契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但這一發展戰略也帶來了不少弊端,區域發展差距擴大、貧富懸殊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要控制北京的人口過快增長,不是像一些人曾建議的那樣,政府采用行政的、經濟的（如提高生活成本等來限制外來人口流入）手段,這種控制人口的方式本質上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與市場經濟要求人口更加自由地遷徙和流動的歷史趨勢是不相符的,而且事實上也辦不到。
必須另辟蹊徑。從上述分析來看,筆者以為可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從北京作為首都來講,必須準確定位其功能,不能什么都發展;二是從全國來說,必須調整非均衡發展戰略,向全面均衡發展戰略轉移。后者通過打破長期存在的區域“行政壁壘”,使各種資源流動獲得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為經濟發展向立足內需轉型提供前提和保障。落實到北京,就是把首都的非中樞管理功能分散給周邊其他城市,真正形成京津冀大城市帶。
改革開放到現在,以均衡發展戰略所體現的共同富裕應該提上政策議程了,這是解決北京人口爆炸問題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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